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将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高等院校迁移到西部地区，一是避免战争对我国教育事业的破坏，二是让中国文化的根脉得以延续，不仅为抗日战争培养人才，也为中华文化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最近一些年多种媒体较多了当时西迁云南昆明的西南联大，其实，当时西迁的大学都有各自的成就。本文介绍一下西迁贵州的浙江大学。
当时成建制内迁贵州的大学共有9所，它们是：私立大夏大学，1938年西迁贵阳；国立浙江大学，1940年1月从广西宜山迁入遵义（今遵义市播州区）、湄潭；国立中山医学院，1940年迁往镇宁县；国立广西大学，1944年迁至榕江；华北乡政学院由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协和医院、南开大学、金陵大学共同组建，1938年南迁定番（今惠水）；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1938年迁到平越（今福泉）；国立桂林师范学院，1944年迁至福泉；国民政府陆军大学是国民政府军事方面的最高学府，1938年从南京迁入遵义；国立湘雅医学院，1938年内迁贵阳。另外还有中学及各种专业学校达20所，另外为了让内迁单位、难民的子弟以及流浪失学的青少年入学，又新建了国立中学9所。这两部分学校合计38所。这种把布局于东部地区的优质教育资源西迁，是在外敌入侵条件下被迫做出的，却在客观上起到了帮助西部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的作用，这样的历史经验是非常值得总结的。
浙江大学师生非常重视学习继承西浙大的精神传统
抗战中迁在贵州的浙江大学，创造了惊人的辉煌业绩。最近有机会在贵州省湄潭县参观了浙江大学西迁历史陈列馆，看着一幅幅珍贵图片和许多文献资料，几度落泪，深为感动。相信了解浙江大学这一段历史的人，都会从心灵深处感到震撼。参观时笔者脑海中冒出的一个想法是：浙江大学应当再度“西迁”，恢复重建湄潭校区，继承发扬抗战时期浙江大学的办学精神，再续“东方剑桥”的历史佳话。
西浙大在遵义、湄潭七年创造的奇迹
浙江大学从1937起开始西迁，1939年底迁到贵州遵义、湄潭，直到抗战胜利1946年回迁杭州。因为西迁路线与红军长征路线为相似之处，所以被老一辈领导人彭真称为“文军西征”。西迁的浙大（下文把西迁在遵义湄潭的浙大简称为“西浙大”，以区别于今天的“东浙大”）创造了辉煌的办学成就、宝贵的精神价值和办学经验。
浙江大学老校长竺可桢
一是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培养了51个新中国科学院院士、两个“两弹元勋”、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当时校长竺可桢是哈佛大学博士，我国地理学和气象学奠基人。竺可桢为浙江大学各学院引进了一大批国内重要学者，许多人都是享誉全国的著名教授。这个名单太长，无法一一列举。1944年10月，英国学者李约瑟应竺可桢之邀来湄潭讲学，参加一些学术活动，原计划只待三天，结果留了七天，他被西浙大浓厚的学术氛围和诸多学术成果所吸引。回国后，他在《自然》杂志上著文，热烈赞誉西浙大是“东方的剑桥”，称“湄潭是浙大科学活动的中心，在那里，有世界第一流的气象学家和地理学家竺可桢教授，有世界第一流的数学家陈建功、苏步青教授，还有世界第一流的原子能物理学家卢鹤绂、王淦昌教授。他们是中国科学事业的希望。”
李约瑟提到了王淦昌，谁能够想象，美国原子弹研制成功还有他的贡献。1992年，王淦昌回忆说：“1940年初，到了贵州遵义，总算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教学和研究环境。我集中阅读了近几年有关中微子问题的论文，写成了论文《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此文1942年1月在美国的《物理评论》杂志发表。正是按照王淦昌的思路，美国物理学家阿伦（John F. Allen）完成了“王淦昌-阿伦实验”，美国物理学家奥本海默（Julius Robert Oppenheimer）据此制造出了第一颗原子弹。后来王淦昌本人和学生程开甲也成为新中国的“两弹元勋”。
著名数学家、西浙大教授苏步青
还有苏步青、陈建功、卢鹤绂、束星北、贝时璋、谈家桢、马一浮、丰子恺、张荫麟、梅光迪、钱穆、谭其骧等等中国学界泰斗，都是西浙大的名片。据1989年统计，中国科学院院士中来自浙江大学有67人，其中教授27人，毕业生40人，51人曾在遵义、湄潭工作和学习过。1949年11月，新中国成立后仅1个月，中国科学院即宣告成立，当时的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生物学地学部主任，主要分管自然科学研究方面的组织领导工作。他从浙江大学抽调人员，为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建起了16个研究所。
西浙大老校友李政道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是1943年考上西浙大的。开始时他学的是机电专业，因为在物理课上总是王淦昌、束星北两位老师同时上课，往往一个人讲一段之后，另一个人就开始“商榷”，学生们看着他俩“吵架”，因为两个人都是一代英才，高手过招的场面让学生们深深吸引，李政道因此转系学物理。后来也是束星北写信推荐李政道到西南联大找吴大猷，吴大猷又把他和杨振宁一起送到美国学习，杨振宁、李政道才一起获得了诺贝尔奖。2004年李政道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