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历史欺骗了你真实的鸦片战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时，大清还沉浸在：我们没输的多惨呢。据当时的奏折中表述，据说皇帝天威一降，英国人直接吓得尿了裤子。扔了枪的磕头，这种村骗乡，乡骗县，一路骗到国务院的奏折，道光居然信了，签约后还大肆宣扬不就个香港岛吗，朕赏给你们了（但其实道光当时用的词叫“暂行赏借”，都被打成猪头三了，他还时刻不忘天朝上囯的威仪，这种土豪精神）。自大意味着完蛋，这就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埋下了伏笔。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是英国的计划，第二次鸦片战争纯粹是满清皮痒找打。
叶名琛——海上苏武？
第二次鸦片战争打起来，一半是因为叶名琛，另一半因为咸丰。
叶名琛被俘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英签订了《南京条约》，但是条约不是无限期的，1855那年就是最后的到期日子，必须换约。1854年，《南京条约》距离满约还有一年时，英国曲解中美《望厦条约》关于十二年后贸易及海面各款稍可变更的规定，援引最惠国待遇，向清政府提出全面修改《南京条约》的要求。主要内容为：中国全境开放通商，鸦片贸易合法化，进出口货物免交子口税，外国公使常驻北京等。法、美两国也分别要求修改条约。
1856年，《望厦条约》届满十二年。美国在英、法的支持下，再次提出全面修改条约的要求，但仍被清政府拒绝。其实英国的要求是完全没有道理的，首先最惠国待遇根本不包括“修约”这一项，其次《虎门条约》到1855年才到修约之期，而英国人却说它是《南京条约》的粘附条约，所以时间要从《南京条约》算起。这种问题只要大清援引几条国际法就可以打得英国人哑口无言打道回府了，偏偏大清闭关锁国又狂妄自大，举国上下竟无人懂法，而英国人想利用的正是这种无知。美国发现中国人是真呆，马上也兴奋地说要修约，其实《望厦条约》要到1856年才能修约，但是美国人也说我有“最惠国待遇 ”，英国人能修我也要修。法国一看，我靠，还能这样玩儿啊！于是也要修约（《黄埔条约》）。但其实都是扯淡。如果当时清廷有一个懂得国际法的大臣，对这事提个醒，就能驳回英法的决议，可惜没有。
当时英法找到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大臣叶名琛提这件事，叶名琛也真牛，就一态度：不理！英国希望入城换约，由于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人和广州人打过架，后来广州人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入城斗争”，阻止英国人入城。当时的两广总督耆英表面跟英国人说这事我们一定处理，背地里其实暗中怂恿乡勇，把这事儿一拖就拖了五年。这些英国人也是好耐心，当年义律才体验了五个小时的中国特色的政府办事效率就动武了，这些人居然能忍五年，但到了1847年，终于忍无可忍，挥军攻陷虎门，准备武力入城。耆英是知道英国人的厉害的，一见对方动粗就怕了，急忙允诺英国人“目前条件还不具备，两年后一定让你们入城”。英国人哪知道耆英马上就要调走了，中了对方的奸计，还真傻兮兮地等了两年，结果到1849年，英国人满心欢喜地来到广州，迎接他们的是新任总督徐广缙和巡抚叶名琛，带着十万乡勇准备和英国人决一死战呢。英国人这时候才发现中国人说话就跟放屁似的，但当时也没准备打仗，于是掉脸就走了。
洋人这一走，广州举城欢腾。重大胜利啊！徐叶二人都轻而易举成了民族英雄后来叶名琛想，这事儿既然能拖七年，再拖七十年也无妨，更总结出对付洋人的“独门秘诀”，就是压根别搭理，对方提什么要求一律拒绝就行，这样问题就“解决”了，因此“遇中外交涉事，略书数字答之，或竟不答”。为此叶名琛派人去香港收集英国的情报，搜集回来的情报不是英国被俄罗斯痛揍，就是英国被印度痛揍，要么就是财政紧张、入不敷出、经济危机、失业狂潮，总而言之一句话，英国日薄西山，即将完蛋。这下他坚信英国人玩不出什么花样，干脆连战备都不做，还要士兵不要开炮还击，夷人“天黑就走”。当然洋人也不会那么好欺负，其实心中积怨已深，一忍再忍，只等一个借题发挥的机会。反正对于修约，入城，叶名琛就一态度，扯狗皮膏药，要么拒绝要么不当回事，英国实在绕不开这个坎，干脆希望去北京找咸丰解决问题。结果叶名琛早就给咸丰上折了：洋人就那点伎俩，甭理他就完了，有事找我！
于是这个皮球又踢回去了，就这样来回踢了好几年，英国人为此耐心都磨光了，要不是国会不让打，早就进广州宰了叶名琛了。恰巧这个时候发生了亚罗号事件。（香港教科书上表明入城与修约才是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原因）
直至英军破城，叶名琛正好出去烧香，没给英国人逮到，英国人又兵力不足，暂时撤出广州，叶名琛更相信对方是来唬人的。就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下，叶名琛出乎意料的镇定，后世戏称其为“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六不将军”，一直到他被英国人抓走为止。此时叶名琛又说洋人不讲道理，非要效法苏武，我得去见你们英国国王，我得讨个公道，直接被英法联军带到了印度，叶名琛也自诩‘海上苏武’，结果到了加尔各答，人家英国人根本不鸟他，叶名琛气急败坏，绝食死了。没他鸦片战争压根打不起来。
使节之礼——皇帝的面子最大
1858年4月，英、法、俄、美四国公使率舰陆续来到大沽口外，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六日内指派全权大臣谈判。1858年5月20日英法联军炮轰大沽炮台，驻守各炮台的清军奋起还击，与敌鏖战。但谭廷襄等毫无斗志，弃守逃亡，加以炮台设施陈陋，孤立无援，大沽失陷。26日，英法联军溯白河而上，侵入天津城郊，并扬言要进攻北京。6月13日，清政府慌忙另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赶往天津议和签订《天津条约》。
《天津条约》虽然有咸丰亲笔签名，但清廷朝野上下，竟把该条约当成一纸空文，仅作“缓兵之计”，负责签字的桂良上奏说：“此时英、法两国和约，万不可作为真凭实据，不过假此数纸，暂且退却海口兵船。将来倘欲背盟弃好，只须将奴才等治以办理不善之罪，即可作为废纸。”咸丰觉得此计甚妙，只待时机一到便可执行，这样舍桂良一人，便可阻止洋人设公使驻京。
可洋人又哪会理会这种丢车保帅的伎俩，坚持进京换约，咸丰又规定人数不得超过十人、不得坐轿、不得列阵仪仗、换约后立即离京。但英法各国表示拒绝一切贬低使节身份的接见仪式，为了保证这一点，必须有海军随行护航，因此对咸丰的要求一概拒绝。咸丰决计不能让别人看到自己和洋人“平等相待”，折损了威严，于是指示堵塞航道，让洋人走北塘绕一个大圈进京，若洋人不从，则可“师出有名”。英法美三国公使被几个乞丐用骡车拉到北京，又遭软禁数日，而且约还没换成，皇帝没见着，后来又被拉回北塘。此事被西方各国视为“奇耻大辱”，这就完全属于中国自己背信弃义，皮痛找打了。而英法两国在大沽口干耗数日，连个政府官员都见不着。全中国都沉浸在戏弄洋人的小伎俩起了大作用上。
于是又打，这次僧格林沁做了点准备，结果大沽一战，英法吃亏了，消息传到北京被渲染为大捷，咸丰顿时脑子一热，《天津条约》作废，如果英国人愿意恭顺求和，就能到上海签订新约。英法觉得你这糊弄谁呢，于是有亮肌肉来了一架，咸丰直接怂了，欢迎进京，食宿全免，我们都报了！
英国大使巴夏礼像
后来英国派出巴夏礼和威妥玛谈判，本来所有条件都谈好了，结果咸丰一看：妈呀，又要进京，还要带一千卫兵！这还得了，咸丰这回是彻底犯甩了，他想起古训：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于是指示僧格林沁俘虏英国使团一行39人，事实证明满洲人不愧是东北白山黑水长大的强盗，咸丰的脑不愧是继承了祖先的伟大思想，当即下令撕票！
等到英法联军打到圆明园，巴夏礼等一行39人，就剩下19人被放出来了。这19人的状态用三个字形容叫“半条命”，剩下20个干脆被大卸八块。尤其是一个泰晤士报的记者，直接拿盒子送回来的，清政府很有耐心的把他剁成了60块。剩下19人也衣衫褴褛，有两个直接吓疯了。
袭击使团，国际法之大忌，世界震动！联军觉得这行为实在受不了，英法一商量，这口恶气忍不下去，不给个迎头痛击是不行了，一定要在皇帝头上撒泡尿。后来两国产生了分歧，英国说要烧圆明园，法国说烧那有球意思，不过是个皇帝的度假村，要烧就烧皇宫。双方争执半天，最后英国说服了法国，于是大队人马杀进圆明园，一把火全烧了。
祖宗的园子没了，那可是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千古之耻、万世骂名啊，无论如何他也要保住这点面子，咸丰于是选择自我了断，用最舒服的方式：他加快挥霍，临幸宫女，看戏，奢靡，于是被掏空了身体，一命呜呼了。
展望——法治为什么那么遥远。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中国人终于接触到了中文版的《万国公法》，但是清廷学习了国际法后，只想以此对付洋人，从来没想过要自己遵守，这种务虚的态度使得清政府不可能有太高明的法学造诣，在谈判桌上依旧惨亏给对手，无论胜仗败仗，一旦签起条约，永远都是中国吃亏。再加上后来西太后独揽大权，签约之事总被个别人的意见所左右，虽然民间有人指出“外国这不合法那不合法”，中国完全不必退让，但腐朽的清廷却毫不理睬，而民间又不能怪罪皇上，只能怪罪外国，使中国人逐渐产生一种观点：国际法是强国用来欺负弱国的工具。这种理解一直流传至今。（得益于德国国防部长毛奇那句名言：国际法只存在弱国，大国唯有实力，但人家毛奇说这句话有他的背景，中国人别的不行就把这句视为经典）
薛福成，字叔耘，号庸庵，曾国藩幕僚之一，中国最早出国访问的使节，著名实学家
时间转向不久以后，茫茫的大洋上一个学者的身上，这个人就是薛福成，他是中国当时实学的领袖，驻日大臣黄遵宪的恩师，同样也是曾国藩的幕僚。薛福成也是中国当时第一批出洋考察的官员。
薛福成出使欧洲，目睹中西方的巨大差距，传统观念逐渐崩塌，敏锐地指出：西方人对中国人以诚相待时，中国人想的从来是怎么再多捞点小便宜，而当西方人转用武力威胁时，中国人马上就妥协退让。薛福成出使欧洲时就已经明确看懂了这两次战争的结果，中国长久以来的悲剧，原因正在于此，一方面愚昧闭塞、弱小落后，一方面却又自作聪明、自以为是。这两点结合，使得中国对外来文明、外来人士都充满排斥感。人常说“落后就要挨打”，中国人却始终将“落后”理解为拳头的力量，其实文明的落后、观念的落后，才是中国挨打最根本的原因。（文/煮酒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