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官话（唐朝官话是闽南语，）
福建的“闽南话”为什么说是唐朝的“官话”呢？原来，与唐代的福建漳州“开漳圣王”陈元光有关。 陈元光（657-711年），唐代河南光州固始人；自幼聪敏好学，又喜骑射，及长通儒学，精韬略，文武双全。总章二年（669年），其父归德将军陈政率中原子弟兵入闽平乱。隔年，其祖母魏敬率援军南下，陈元光随之。陈政逝后，陈元光袭父职，继以功授岭南行军总管，于相继平定闽粤三十六寨峒之后，拓土开疆，创立漳州，为首任漳州刺使。随着中原子弟来到漳州，唐朝的“官话”也传播到闽南，形成唐代汉语的“活化石”——“闽南话”。据资料记载：说闽南话方言区除福建闽南外，还有台湾、广东的潮汕、海南的雷州话（闽南语系）、浙江的平阳、苍南等地以及东南亚一带均有民众使用。 台湾地区称闽南话为河洛话，即从今天河南的黄河的河洛一带带来之意，是古代中原普通话（中原官话）。在华南东南的方言里，还保存了中国博大精深的古言音因素。学唐的日本人的话也残留了一些河洛语音，所以中国各个地方的方言里，都能找到与日本发音相似的音素，特别是闽南，还有江西广东广西湖南（从中原南迁）等等。现在北方的同学听见宿舍里南方同学打电话回家，都说像是在说日本话。日本发音是最为完整地保存了中国中古时代的古音，此外，韩语学唐音，也有很多地方与闽南语发音相似。像“世界”的发音，熟悉刘德华的《世界第一等》的人就知道，闽南语和日语的发音都是seigai。像“日本”发音，日语和闽南语等南方方言，都是“nippon”(日本人用“nippon” 做日本的英语音译)，日语一二三四五也跟闽南语差不多，日语中的音读汉字都是中国的古音，南方六大方言都不同程度的和古汉语变化不大，所以南方人学日语这方面要有利些。一个汉字如果在普通话中是前鼻音n,在日语中发拨音。后鼻音ng,则在日语发长音。日语中的促音是从汉语中的入声来的，它们以前是没有促音的。南方人和古汉语变化不是很大,是有入声的，就是辅音+元音,后面还加个辅音。这个后面的辅音不发出音,只做口形变化。如yad,又如粤语中的“一”“七”“十”，都是如此。这点有点类似于英语中的不完全爆破的闭音节，后面的辅音不发出音,做做样子。
现在的南方方言和古代话变化得不是很大，但是在北方,自北宋亡以后,语音变化很大。以北京话为例:公元936年，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幽州地区从此脱离中原汉族的统治，历经辽金元，北京话既和当地少数民族语言（主要是阿尔泰语系的语言）不断产生交流，也和各地的汉语方言有频繁的接触，一千多年来，北京话就是始终处在这种十分开放的环境之中的。现代的北京话和汉语其他方言比较，语音结构最简单，保留的古音成分最少，可以说是发展最迅速的汉语方言。在400多年前的明朝末年，从意大利来的传教士利马窦曾用罗马拼音记录了大量的当时的北京话，即明朝官话（考证为江淮官话,俗称下江官话，通行于安徽省长江两岸地区,江苏省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徐州一带除外,长江南岸镇江以上、南京以下地区，以及江西省沿江地带），这些记录至今尚保存着。利马窦的记录同时也彻底否定了所谓的入声在明代以前就已经消失的谎言。从利的记录中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出：当时的北京话是有大量入声字并且没有zh、ch、sh等翘舌音的语言。这说明了当时的北京话不是现在的北京话，也不是现在的普通话，因为无论北京话还是普通话都不具备这些特征，同时也说明了现在的北京话和普通话的历史都超不过400年。满人入关进驻北京后，为了社区的安全及其它的政治目的，满人把紫禁城周围10里之内的汉人全部赶走而专属满人居住，这个范围称为北京的内城，而10里之外称为外城。于是，北京城出现了两个社群：满人社群和汉人社群，这是阶级、语言和居住地域等都十分分明的两个社群，北京城也就出现了两种语言：明朝官话和满语。内城说满话（从东北带来的汉语方言，源头是辽金时期以当时的北京话为中心的幽燕方言），外城说明朝官话。经过三百多年来内外城人口结构完全不同的条件下逐渐形成的融合，第三种北京话出现了,即现代北京话——普通话的基础。
从语音考证上来看，有语音记录的标准普通话可以考证到清朝末年的爱新觉罗.溥仪，远东军事法庭审判的记录片,里面有对溥仪的质问,他说的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而不是老北京话。那么，普通话设计出来的时间应该是在溥仪生活年代之前。在《康熙字典》中的语音跟今天的普通话的语音还是一定的差别的，但是跟其它汉语方言相比已经更接近今天的普通话了，《康熙字典》的出现标志着普通话作为一种独立的方言的成熟。这些说明了普通话是在满人入关到《康熙字典》完成这段时期形成的。“满清官话”形成后，随着满清政权在地域上的延伸，操着“满清官话”的八旗贵族也就从北京的皇家内城走向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于是各地的第一行政长官的口音又成了当地的标准口音。并在当地的上流社会向平民社会不断地渗透壮大，最终使“满清官话”成为中国的“国语”。民国成立后，1913年2月在北京召开了“读音统一会”，确定了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的国音，1919年9月编辑出版了《国音字典》。1932年5月，教育部正式公布并出版《国音常用字汇》，为确立国语的标准提供了范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了对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表示尊重，避免“国语”这个名称可能引起的误解，1955年10月相继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决定将规范的现代汉语定名为“普通话”，并确定了普通话的定义和标准。其中“普通”二字的涵义是“普遍”和“共通”。从地域上来讲，中国的北方是满人活动的主要地区，也是满语化程度最高的地区。而南方的个别地区，象两广、福建等地则由于“山高皇帝远”而受到较少的影响，这也是南方诸语言读唐诗宋词比普通话更压韵更亲切的根本原因。不光是语言还有南音(台湾称南管音乐)，是隋唐古乐，中国的音乐活化石，被满清康熙皇帝誉为御前清音。满清为灭"明郑"汉民族意识将唐朝时期的中原话称为闽南语，自此闽南语形成。
由此看来，古时候的官话演变的过程大概是：秦汉时期用的是关中话，后来五胡乱华，汉政权南迁，金陵音也就成了正统官话。后隋唐统一中国，定都长安，此时就出现了长安音和金陵音南北两大正统音系。唐末，中国又出现混乱，大量中原居民南迁，北宋定都开封，开封音就成为宋元明所称“宋音”、“中州音”。后来南宋南迁杭州，大量的中原人又南迁至杭州、南京、扬州等地，与当地吴语融合出现了“下江官话”（江淮官话）。后来明朝赶走蒙古人，朱棣迁都北京，也一直用“下江官话”官话做为正统官话，即明朝的北京话。然后满清攻占北京，学说明朝的官话，此时他们口中的汉语，已经完全丧失了入声，并且有了翘舌和儿化音。最后被定为满清官话，也是现在普通话（以北京话为标准）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