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马非马的错误（白马居然不是马）
白马是马吗？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经典的辩题。
原文出自《公孙龙子·白马论》。这里截取一小段。
“白马非马”，可乎？
曰： 可。
曰： 何哉？
曰： 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 白马非马。
其实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公孙龙这番辩解，未免太过简单好笑。命形与命色不相等，应该解释为“白非马”而不是“白马非马”。而整篇文章的核心问题，在于一个基本的逻辑关系中，即不等于和不属于是不是相等。白马属于马，但不等于马。
然而这么简单的问题为什么居然会讨论不清楚？
很显然，因为当时的古人根本没有这种逻辑上的细分概念。对概念划分得不够精细确实会导致对问题的讨论不够透彻。从进化的角度来讲，区区几千年的时间，先秦时期人的智力水平恐怕与现代人拉不开足够显著的差距。但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方法，已经是有了质的飞跃。
所以在阅读古文的时候，越相近的朝代我们理解起来越容易，而对远到两千年前的文章，往往容易看起来一头雾水。对此，我们应该有一种换位的理解，不仅仅应该带入到当时的生产条件，社会物质形态当中去，还应该考虑当时的思想状态和语言发展水平中去。
冯梦龙的《警世通言》记载，王安石因幼年寒窗灯下日久，染成陈疾，在太医院觅得一偏方，需用中峡巫峡之水作引送服。恰逢苏轼回京，走水路经三峡，王安石便写信请他帮忙取一壶中峡之水。
苏轼过三峡时，见风光无限，一时兴起，只顾着赏景吟诗，竟把正事忘了，等到忽然想起王安石的请托，所乘之船早已过了中峡，进入下峡了。回去取水是不可能了，苏轼暗想：“三峡相连，并无阻隔，本是一江水，哪分什么中峡与下峡？”于是，苏轼便取了下峡水，意欲蒙混过关。
收到苏轼的三峡水，王安石当下拿来泡了一壶阳羡茶，未待品尝只观其色，王安石便哈哈大笑，对苏轼直言道：“又欺老夫！这明明是下峡之水，怎么骗我说是中峡之水呢？”
苏轼大惊，竟不知如何被王安石一眼识破。王安石解释道：“三峡之水，上峡水性太急，下峡水性太缓，中峡水急缓相当。我的病症居于中脘（人体穴位，位于胸骨下端和肚脐连接线的中点），必须用中峡水作引送服方可。《水经注》记载，上峡水烹阳羡茶味浓，下峡水烹阳羡茶味淡，只有中峡水烹阳羡茶方才浓淡适宜。这壶茶我泡了好一会才出茶色，所以知道必然是下峡之水了。”
关于这个故事，如果确实是如文中所述的那样，那么想必王安石是根据过往的经验来匹配煎茶火候与茶色来判定江水的所属，好比厨师可以根据菜的份量来匹配所放配料的用量，根据经验不断进行试错就可以达到这种水平，不足为奇。但是王安石对于江水急缓的描述，未免又扰乱了读者的注意力，是一种不够精确的描述。他当然不可能从静态的水中看到水的属性。但如果以现代的语言来描述，是否应该理解为水的酸碱度和矿物质含量呢？如果这样说，这个故事可能就没有那种神秘主义色彩，变得很容易理解了。
而对于可能不会犯“白马非马”错误的逻辑学家亚里士多德来说，他却错误地认为，物体下落的快慢是由物体本身的重量决定的，物体越重，下落得越快；反之，物体越轻，则下落得越慢。我们看得到这个结论，不过并没有关于亚里士多德如何分析和考虑这个问题的记载。不过不难去设想，或许是当他看到树叶或者羽毛从空中缓地慢下落，与冰雹或石子迅速下坠的速度形成鲜明的反差而产生的直观印象。现代人不会这样认为，是因为普及了基础教育，我们直接接受了前辈科学工作者辛勤工作得到的理论和经验。说句题外话，很多人认为中学基础教育的很多内容在生产生活中根本用不上，其实不是用不上，是我们根本没意识到我们用上了。假设我们不接受这个结论，那么接受亚里士多德的假设恐怕也是理所应当的。
对于不同物体的下落，直觉上当然不会认为这是应用了两种规律，一种是空气阻力的影响不可忽略，一种是可以忽略。那么得到错误的结论也就是无可避免的了。
事实上，在生活中、工作中，我们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持续不断的在犯类似的错误。我们往往默认把两种现象相似的事物，默认为有同样的本质。尤其是在前沿的，并无成形理论的情况中。
透过现象去看本质，的却很难，大千世界纷繁，乱花渐欲迷人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