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史记（史记故事大全集365个）
司马迁所撰《史记》为我国第一部正史，同时《史记》一书又是中国史学的最高峰。虽然说在《史记》之前中国也有史书存在，然此前的这类撰述不属于后世所认定的正史，这正如内藤湖南所言：“《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划时代的著作。在此之前，过去那种出于种种目的的记录，即依据官师需要的记录，曾一变为诸子百家的著述，但《史记》则完全不同于以往著述的性质，事实上已经是今天我们所认为的那种历史著作了。”（内藤湖南著；马彪译《中国史学史》）
内藤湖南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许多著作，都是在汉初由传承各个流派的诸子百家，为了主张各自的一家之言，并附加以新的内容，而最终成为今日书籍的。”他觉得这些著作都是继承战国遗风，到了《淮南子》一书方继承《吕氏春秋》的学风，成为了总括诸家学说的著作。进入汉代，人们已经感到有必要对各种思想予以统一：“《准南子》就是用杂家思想所做的统一，这完全是对《昌氏春秋》系统的延续。另一部也往往被认为是受到《吕氏春秋》影响的著作，即实现了在事实上的杰出的思想统一和所有记录统一的司马迁的《史记》。”
且不论《史记》一书是否受《吕氏春秋》的影响，但此前的著作大多是诸子百家各自的观念，而很多书乃是推行自己的观念，以此来压倒其他家的观念。内藤湖南认为社会的变革出现了类书体，然而司马迁的《史记》却与这些著作完全不同：“司马迁的《史记》则不是这种单纯为了君主所编制的参考书那样的类书，而是以一种具有继承孔子《春秋》、以自身天才树立著述系统之创作意图的著作；所以应该说《史记》完全不是那种单纯适应时代需要而产生的作品，而是应司马迁这一大天才的要求才得以诞生的。”所以内藤湖南的结论是：“自从《史记》问世以后，在中国几乎再没有出现超越其上的史书了。”
《史记》一百三十卷 明崇祯元年序陈仁锡刻本
这样的评价可谓高大，内藤湖南明确地说，自《史记》问世之后，中国虽然产生了大量的史书，但没有一部的价值能够超越该书。所以钱穆在《中国史学名著》中称：“《史记》是中国第一部所谓的‘正史’，此下接着还有《二十四史》。”以此可知，《史记》乃中国正史的第一部。为什么给出这样的评语呢？钱穆接着说道：“在司马迁当时，大家只知有经学、子学、文学这些观念；而没有‘史学’的独立观念。所以《汉书·艺文志》里，只有《六艺略》《诸子略》《辞赋略》，而司马迁的《史记》则附在《六艺略·春秋》门。可见当时学术分类，史学还是包括在经学中，并未独立成一门学问。但司马迁却能创造出第一部‘正史’，为以后几乎两千年所沿用。”
由此可知，司马迁之前中国没有正统的史学概念，以至于他的宏著《史记》面世后，编写目录之人都不知道把这部书归在哪个部署内。因此可以说，司马迁是中国正史的创造人。梁启超在《历史研究法》中将司马迁誉之为“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而白寿彝主编的《中国史学史》则称：“司马迁是中国史学上以历史学家著称的第一人。”翦伯赞在《中国史纲》中说：“中国的历史学之成为一种独立的学问，是从西汉时起，这种学问之开山祖师，是大史学家司马迁。”
顾颉刚在《史记》校点本序言中对《史记》一书的价值给予了如下总结：“窃谓《史记》一书，‘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实为吾国史事第一次有系统之整理，司马氏既自道之矣。后世史家或仰兹高荫，或化厥成规，支流纵极伙颐，道源则靡不在此。是书固亦有其甚多之误漏在，然其误后人可得而正，其漏后人可得而补，独其创定义例，兼包巨细，会合天人，贯穿今古，奠史学万祀之基，炜然有其永存之辉光，自古迄今，未有能与之抗颜而行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