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入川（论刘备入蜀时的川中百态）

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

建安十六年（211）刘备入蜀，之后反客为主，鸠占鹊巢，此一节人所共知。

关于刘备入蜀始末，诸书记载详尽。本文主旨，在于论述刘备入蜀之初，川中各派系间的态度差异。

刘备入川，是以“抵御张鲁”为借口；但实际远在刘备之前，刘璋就曾先后联络曹操与马超作为外援。

至于命运的天平最终倒向刘备，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共同作用。

刘璋政权可以分为两大派系，其一是益州系，其二是东州系。

从可见的史料记载看，东州系与刘备暗通款曲；益州系则更倾向于维护刘璋。当然，张松为代表的少数益州豪强，亦充当了刘备的内应。

需要注意的是，张松叛变的行为，虽然与东州人接近，其内在逻辑却并不相同。往深一些说，张松本人的行为逻辑，其实与黄权、王商等益州士人十分相似，这与刘璋的“统治方式”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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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璋的外援

刘备入川之前，刘璋就曾先后联络过曹操、马超两大军阀，充当军事外援。

蜀中地势险要封闭，其威胁主要来自巴中与汉中。彼时的汉中郡与巴西郡，均被张鲁控制。

张鲁是刘焉旧将，与刘璋有血仇，因此交恶。由于刘璋本人“暗弱”，张鲁遂“雄踞巴汉”。

张鲁以（刘）璋暗懦，不复承顺。璋怒，杀鲁母及弟……鲁因袭取之，遂雄于巴汉。–《后汉书 刘焉传》

在此背景下，刘璋便援引第三方力量，进行武装干预。曹操与马超，先后充当了这个角色。

（1）曹操

自中平五年（188）刘焉入蜀之后，便遣张鲁入驻汉中，“断绝道路，杀害汉使”。因此益州全境，长期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

（刘）焉遣（张）鲁为督义司马，住汉中，断绝谷阁，杀害汉使。–《蜀书 刘焉传》

建安十三年（208），曹操统一黄河以北，刘璋因此“始受征役，遣兵给军”，变相承认了曹操的宗主地位。

（建安十三年）益州牧刘璋始受徵役，遣兵给（曹操）军。–《魏书 武帝纪》

建安十三年，刘璋始受汉廷征役

随后，刘璋多次遣使向曹操“通好”，但这个局面在建安十六年（211）发生变化。

是年（211），曹操托言“欲征汉中”，结果引爆了关中诸将的猜疑，盘踞雍凉地区的十部酋帅（韩遂、马超为首），担心曹操假道伐虢，遂大举叛乱。

（建安十六年）关中诸将疑（钟）繇欲自袭，马超遂与韩遂、杨秋、李堪、成宜等叛。–《魏书 武帝纪》

曹操忙于赴关中平叛，不可能同时兼顾巴蜀地区，因此刘璋转而寻求其余帮手。

建安十六年（211），因此成为刘备入川的同年。

（2）马超

马超之父马腾，在兴平元年（194）曾经联络在长安为人质的刘焉诸子，谋杀李傕。可见刘焉与马腾，确有故交。

时征西将军马腾屯郿而反，（刘）焉及（刘）范与（马）腾通谋，引兵袭长安。–《蜀书 刘焉传》

时（刘）焉子（刘）范为左中郎将，（刘）诞治书御史，（刘）璋为奉车都尉，皆从献帝在长安。–《蜀书 刘焉传》

在此背景下，刘璋亦曾动过招募马超的心思。

但彼时州吏王商表示“益州富饶，马超觊觎已久”，不宜招募。刘璋思量再三，遂作罢。

（马）腾子（马）超复与（刘）璋相闻，有连蜀之意。（王）商谓（刘）璋曰：“（马）超勇而不仁，见得不思义，不可以为唇齿。今之益部，士美民丰，宝物所出，斯乃狡夫所欲倾覆，（马）超等所以西望也。”–《益州耆旧传》

建安十六年（211）曹操与马超大战于关中，曹、马双方均无法再充当刘璋的帮手。

因此，远在荆南的刘备，之所以能够成为刘璋的最终选择，其实与彼时特殊的历史环境有关。

东州集团的态度

东州集团，充当了刘备入川的先锋角色。

“东州士”是一个存在于益州的特殊集团。

按《英雄记》与《华阳国志》描述，东州集团主要由三辅人（关中人）与南阳人构成。

三辅即冯翊、扶风、京兆三郡，在故司隶校尉部西侧、雍州腹地。长安即隶属京兆。荆州南阳，则通过武关，与关中地区相连。

由于初平（190-193）、兴平（194-195）年间的战乱与饥荒，大量三辅人与南阳人逃入益州避难，被刘焉纳入麾下。

南阳、三辅人流入益州数万家，（刘焉）收以为兵，名曰东州兵。–《英雄记》

在刘焉统治期间（188-194），“东州集团”充当了镇压益州豪强的工具，它与东吴的“淮泗集团”，蜀汉的“荆楚集团”，在本质上毫无差别。

（刘）焉恣饶之，引为党与，号“东州士”。遣张鲁断北道。枉诛（益州）大姓巴郡太守王咸、李权等十馀人以立威刑。–《华阳国志 刘二牧志》

刘焉死后（194），原定继承人刘瑁被废，刘璋因为“温和暗弱”而被益州大族矫命拥立，因此他在心理上更倾向于益州豪族，东州集团遂失宠。

（益）州大吏赵韪等贪（刘）璋温仁，共上璋为益州刺史。–《蜀书 刘璋传》

益州大吏拥立刘璋

刘璋继位同年（194），东州系统便发生叛乱，甘宁、沈弥、娄发等将领亡入荆州，归刘表。

（刘）焉死，子璋代为刺史。荆州别驾刘阖，（刘）璋将沈弥、娄发、甘宁反，击（刘）璋。–《英雄记》

按陈寿《吴志》，甘宁籍贯益州巴郡；按韦曜《吴书》，甘宁本籍荆州南阳，因此可以视作东州集团的人物。

（甘）宁本南阳人，其先客于巴郡。–韦曜《吴书》

建安五年（200）益州大族赵韪叛乱时，东州集团因为“畏惧被诛”才拼死力战，可见他们与刘璋之间，已经严重貌合神离。

蜀郡、广汉、犍为皆应（赵）韪。（刘）璋驰入成都城守，东州人畏威，咸同心并力助（刘）璋，皆殊死战，遂破反者。–《英雄记》

在此背景下，终于酝酿出了法正、张松联手“引狼入室，出卖西川”的惨剧。

张松是益州人当中的特例，他的问题下文会详细谈到。这里主要说一说法正为代表的东州人。

（1）法正、孟达

法正与孟达出身扶风，即三辅地区。他们在建安初年（196）入蜀，彼时刘焉已死，因此二人均不受重用，郁郁不得志，怀恨在心。

建安初，天下饥荒，（法）正与同郡孟达，俱入蜀依刘璋……既不任用，又为其州邑俱侨客者所谤无行，志意不得。–《蜀书 法正传》

在此背景下，法正借“出使荆州”的机会，勾结刘备。

《蜀书》称“先主有雄略，法正密谋协规，愿共戴奉”；法正的同乡孟达，则留在江陵县（南郡郡治）充当人质。

刘璋遣扶风孟达副法正，各将兵二千人，使迎先主，先主因令（孟）达并领其众（指法正部曲），留屯江陵。–《蜀书 刘封传》

法正、孟达意志不得，卖主求荣

法正凭借才智计谋，很快得到刘备信赖，因此在后方充当“肉票儿”的孟达，也一并发迹，升任宜都太守。宜都的前任太守，是刘备心腹张飞。

先主既定江南，以（张）飞为宜都太守。–《蜀书 张飞传》

蜀平后，以（孟）达为宜都太守。–《蜀书 刘封传》

建安二十四年（219），孟达还曾率领偏师，从秭归县北上房陵（东三郡）。秭归扼守荆、益门户，非腹心之臣不可胜任。

建安二十四年，（刘备）命（孟）达从秭归北攻房陵。–《蜀书 刘封传》

至于法正，彼时已经“外统都畿，内为谋主”，成为刘备的左右手。

（2）李严

李严出身荆州南阳，在建安十三年（208）刘表死后才亡入川蜀。

大概是因为在益州的仕宦资历较浅，刘备入蜀时（211），李严在刘璋麾下的官职不算太高，仅为成都令。

曹公入荆州时，（李）严宰秭归，遂西诣蜀，刘璋以为成都令。–《蜀书 李严传》

成都县虽然是蜀郡郡治，但令、长一类的官职，权位与秩阶都十分有限。

比如曾任洛阳令的周异（周瑜之父）、与曾任许县令的满宠，在任上的存在感都低得出奇。满宠出任许令的时候，连惩罚在许县作恶的曹洪家奴，都得先向曹操请示。

（满宠）为许令。时曹洪宗室亲贵，有宾客在界，数犯法，宠收治之。洪书报宠，宠不听。洪白太祖，太祖召许主者。（满）宠知（曹操）将欲原（曹洪宾客）。–《魏书 满宠传》

因此，刘备大兵一到，李严立刻率部投诚，成为了刘备麾下的又一干将。

建安十八年，（刘璋）署（李）严为护军，拒先主于绵竹。严率众降先主。–《蜀书 李严传》

（3）董和、费祎

董和是荆州南郡人，费祎是荆州江夏人，也属于东州集团的成员。

在刘备与刘璋同室操戈时（211-214），董和时任益州太守。他长期观望，直到胜负已分，才率部投降刘备。

（刘）璋听（董和）留二年，还迁益州太守。–《蜀书 董和传》

这里需要注意一点，“益州郡”与“益州”是两个概念，益州郡即云南郡，与真正的益州（巴中、蜀中、汉中）相距甚远，属于彼时的蛮荒地区。

改益州郡为建宁郡，分建宁、永昌郡为云南郡。–《蜀书 后主传》

董和最初在蜀郡做官，出任成都县令，但因为执法严苛，得罪了益州豪强。因此被贬官外放，发配边疆。

（成都）县界豪强惮（董）和严法，说（刘）璋转（董）和为巴东属国都尉。–《蜀书 董和传》

董和受益州大族排斥，外放边远

由此可见，东州集团与益州集团的利益冲突，在刘备入川之前，已经势同水火。

费祎是刘璋的亲家。刘璋亦出身荆州江夏，其生母即费祎族人。

费祎字文伟，江夏鄳人也。少孤，依族父（费）伯仁。伯仁姑，益州牧刘璋之母也。–《蜀书 费祎传》

费祎早年记载不多，《蜀书》称他“与汝南许叔龙、南郡董允齐名”。

会先主定蜀，（费）祎遂留益土，与汝南许叔龙、南郡董允齐名。–《蜀书 费祎传》

许叔龙无传，从姓氏族望来看，应该是许靖的亲族；至于董允，则是董和的儿子。

如果考虑到许靖与董允在刘备入川时的“归降行为”，那费祎本人的政治立场，也便不难猜测。

（4）许靖

许靖是汝南人，严格意义上不应归入东州集团。

但类似汝南吕范、吕蒙被归入东吴的淮泗集团一样，“流寓人士”天然受到土著豪强的排斥，因此在立场上与心态上，侨人之间往往具备共通之处。

虽然许靖极受刘璋重用，官至蜀郡太守（郡治成都），却在刘备兵临城下时（214），毅然抛弃刘璋，以六旬高龄“逾城归降”。

（建安）十九年，（刘备）进围成都，（刘）璋蜀郡太守许靖，将逾城降。–《蜀书 法正传》

从此事件中不难看出，益州的“流寓士人”，在心理上对刘璋并无依恋，立场倾向上，更加功利现实。

另一方面，由于刘璋执政期间（194-214）对东州集团的排斥，东州士人在抛弃刘璋时，其实也没有太多心理负担。

益州集团的态度

益州集团对刘璋颇为拥护，对刘备极端憎恨。

刘璋既然是被益州豪强矫命拥立，继位之后自然投桃报李，益州士族因此收获了丰厚的政治回报。

关于受到刘璋擢拔的益州豪强名单，《华阳国志》与《季汉辅臣赞》有大量记载，我在之前的“刘焉系列”中也有详细论述，这里就不再赘言。

本文主要谈一谈益州豪强，对刘备入蜀的态度。

仅以黄权、严颜、王累、王商、张任、李邈为例，略述一二。

（1）黄权

黄权是巴西豪族，刘备入蜀之初，他对刘璋说：“刘备有骁名，若以宾客待之，一国不容二君；若以部曲待之，又不满其心。”

（黄）权谏曰：“左将军有骁名，今请到，欲以部曲遇之，则不满其心，欲以宾客礼待，则一国不容二君。”–《蜀书 黄权传》

所谓“骁名”，即“枭名”，隐喻鸠占鹊巢的恶鸟。

注：枭字训诂，见方诗铭《枭雄刘备》一文。

至于“客礼待之，一国不容二君”，是在揶揄刘备在刘表麾下的“反客为主”行径。

刘备客居荆州时（201-208），曾大肆招募地方士族，“人多归焉”，乃至“刘表疑其心，阴御之”。

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刘）表疑其心，阴御之。–《蜀书 先主传》

黄权谏曰：左将军有骁名

刘璋暗弱，黄权为代表的益州豪族自然可以为所欲为。但正是因为刘璋暗弱，他便不可能是刘备的对手。

因此益州豪族，出于自身利益考量，竭力反对刘备这类“枭人”成为益州的新主人。

（2）严颜、王商

严颜是巴郡太守，刘备入川之初，途经巴郡，严颜叹息痛恨，骂刘璋“独坐穷山，放虎自卫”。

刘主（即刘备）至巴郡，巴郡严颜拊心叹曰：“此所谓独坐穷山、放虎自卫者也！”–《华阳国志 刘二牧志》

严颜所谓的“放虎自卫”，实际是呼应王商的预言。

王商是广汉人，出任治中从事（高级州吏），在刘璋欲招引马超为外援时，曾说“譬如养虎，将自遗患”。

今之益部，士美民丰，宝物所出，斯乃狡夫所欲倾覆，（马）超等所以西望也。若引而近之，则由养虎，将自遗患矣。–《益州耆旧传》

在王商与严颜看来，马超与刘备，实乃一丘之貉，均是食人猛兽，将招致覆亡大患。历史发展也确实如此，二人一语成谶。

（3）王累、张任

张任是蜀郡人，他的事迹如雷贯耳，不必赘述。陈寿称其“有胆勇志节”，《华阳国志》称其“守节故主”。

张任，蜀郡人，家世寒门。少有胆勇，有志节，仕（益）州为从事。–《益部耆旧杂记》

其忠贞，则王皓陨身不倾，朱遵绊马必死，王累悬颈州门，张任守节故主。–《华阳国志 蜀志》

王累是广汉人，为益州从事（高级州吏），为了谏阻刘璋，王累先是“倒悬州门”，又“自刎血谏”。

从事广汉王累，倒悬于州门，以死谏（刘）璋，璋一无所纳。–《华阳国志 刘二牧志》

当然，王累的行为艺术，并没有阻挠刘璋引狼入室的念头，益州也由此易主。

《华阳国志》将张任、王累与旧日的王皓、朱遵并列，可见张任、王累等人对刘备的敌视情绪。

（4）李邈

李邈是广汉人，兄弟李朝、李邵均仕途畅达。

刘备入主成都后（214），曾斥责李邈“何不早降”。结果李邈先是大骂刘备“不顾刘璋同宗之谊”，又说自己“欲助刘璋而力不足也”。

先主曰：“知其不宜，何以不助之（刘璋）？”（李）邈曰：“匪不敢也，力不足耳。”有司将杀之。–《华阳国志 先贤士女总赞》

刘备闻言大怒，赖诸葛亮求情，李邈得免。

讽刺的是，诸葛亮死后（234），李邈又大骂诸葛亮，称他“有反叛之心，幸得早死”，恩将仇报到了这个地步。连刘禅都看不下去，将李邈处死。

（建兴）十二年，（诸葛）亮卒，后主素服发哀三日。（李）邈上书曰：“（诸葛）亮身杖强兵，狼顾虎视，‘五大不在边’，臣常危之。今亮殒殁，盖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为庆。”–《华阳国志 先贤士女总赞》

李邈的行为，大抵可以视作益州士族对刘备集团的普遍态度，即心怀刻骨铭心的仇恨。

张松的行为逻辑

虽然益州集团普遍拥护刘璋而憎恶刘备，但以张松为代表的极少数个例，却与东州集团串谋，阴谋颠覆刘璋政权。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一点，益州大族出身的张松，在“行为”上虽然与东州士相似，但“出发点”却完全不同。

如果往深一些说，张松的行为逻辑，与黄权、张任、王累、王商等益州人倒是十分接近。

如果仔细梳理张松的叛变始末，会发现他叛变的直接原因，是在出使北国时，嫌弃曹操给的官儿小；而官职大小的对比依据，是张松的兄弟张肃。

张肃在建安十二年（207）出使北国时，被曹操任免为“广汉太守”；张松在建安十三年（208）出使北国时，仅被曹操任免为“比苏县令”。

十二年，（刘）璋复遣别驾从事蜀郡张肃，送叟兵三百人，并杂御物。（曹）公辟（张）肃为掾，拜广汉太守。十三年，仍遣肃弟（张）松为别驾诣公。公时已定荆州，追刘主，不存礼松；加表望不足，但拜越嶲比苏令。–《华阳国志 刘二牧志》

广汉、蜀郡、犍为三郡地处益州腹心，号称“三蜀”；而比苏县属越嶲郡，越嶲在今云南西昌，彼时属于“南中七郡”，即蛮荒烟瘴之地。

益州以蜀郡、广汉、犍为为“三蜀”。–《华阳国志 蜀志》

两相对比，张松的愤怒之情，可谓溢于言表。因此生出反叛之心。

张松求官不遂，卖主求荣

不难看出，是张松本来想效法兄长，勾结曹操；在吃了闭门羹之后，竟然不思回头，反而结交刘备。

在此逻辑之下，还有一层更深的逻辑。即张松为何敢于如此悖逆。

这是因为刘璋是被益州豪强拥立，因此他对益州豪强也就十分宽仁放纵。即诸葛亮所谓的“德政不举，威刑不肃”；结果就是“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

刘璋暗弱，自（刘）焉已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诸葛亮答法正书》

在“君臣之道”彻底崩溃的情况下，有道德底线的，诸如张任、严颜、黄权等人，愿意继续效忠刘璋；而张松、赵韪为代表的野心家，则走上叛乱的道路。

换言之，张松的行为与东州集团虽然相似，但出发点却完全不同。

东州士属于“被打压的外州人”，改换门庭，情有可原；而张松属于“被宠坏的益州人”，勾结外藩，纯系放肆。

小结

刘备入蜀，诸多势力各怀鬼胎，益州方面暗潮汹涌，上演了一幕幕精彩绝伦的权斗大戏。

东州集团作为刘焉的政治遗产，在刘璋继位后遭到冷遇，因此法正、孟达等人“志意不得，常窃叹息”；李严等人临阵倒戈，董和等人坐观成败，笑看刘璋灭亡。

益州集团则正好相反。在益州士人的口中，刘备是豺狼虎豹，与“狡夫”马超是同一类人物。他们甚至借机诋毁东州士，称“庞羲、李异恃功骄豪，勾结外敌”。

（张松）松复说（刘）璋曰：“今州中诸将庞羲、李异等皆恃功骄豪，欲有外意（勾结外藩诸侯），不得豫州（指刘备），则敌攻其外（指汉中张鲁），民攻其内，必败之道也。”–《蜀书 刘璋传》

庞羲是司隶河南人，李异籍贯不详，但曾参与镇压赵韪之乱，当是东州集团的干将。

（赵）韪将庞乐、李异反杀韪军，斩韪。–《英雄记》

有趣的是，庞羲最终归降刘备（见《先主传》），李异则归降东吴（见《陆逊传》）。

更为讽刺的是，彼时妖言惑众，诋毁庞、李二人的，竟是张松。然而作为益州士族代表的张松，后来也走上了卖主求荣的可耻道路。

可见刘璋那番“宠之以位、顺之宜恩”的羁縻统治，有多么失败。

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诸葛亮答法正书》

诸葛亮将刘璋的覆亡教训，总结为“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可谓精洽得当，振聋发聩。

我是胖咪，头条号历史原创作者。漫谈历史趣闻，专注三国史。从史海沉钩中的蛛丝马迹、吉光片羽，来剖析展开背后隐藏的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