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玉鉴定第一人(古玉鉴定)

古玉鉴定(古玉鉴定第一人)

5月25日,北京,八宝山殡仪馆兰厅,各界人士前来送别玉学泰斗杨伯达。

杨伯达先生生前照片(记录片截图)

杨伯达先生祖籍山东蓬莱,1927年12月出生于辽宁旅顺,是著名美术史、玉器及玉文化研究专家、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文物学会玉器专业委员会名誉会长,于5月21日12时40分在北京去世,享年94岁。

故宫博物院致杨伯达先生的悼词中写道,他首先提出“玉学”“玉文化”“玉文化是中华文明的奠基石”“玉石之路”等新论点,为古玉研究开创了崭新途径,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杨伯达先生的辞世,是故宫博物院乃至文博领域的重大损失。

最后送别

25日上午9时许,在八宝山兰厅前,前来悼念送别杨伯达先生的人们陆续抵达。在等候中,他们谈论着杨伯达先生对文博界的巨大贡献。

兰厅内的电子屏上,滚动播放着杨伯达生前的照片,黑白照片中年轻的他有几分青涩。随时光流转,青丝变成银发,彩色照片中的杨伯达,笑容可掬。

杨伯达先生的遗像上,他身着白色衬衣、深色西装,佩戴蓝色领带,眼神深邃,面貌严肃又慈祥。

厅内哀乐低回,吊唁花圈成排摆放。有一只花圈的挽联上写着:巨椽修玉史,文章铸玉魂。

告别仪式开始前两分钟,工作人员将杨伯达先生的遗体运抵兰厅,安放在鲜花丛中,遗体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10时27分,告别仪式正式开始。前来悼念杨伯达先生的人们,分批进入灵堂,面朝遗体深深地鞠了三躬,随后从右至左绕灵一周瞻仰遗容,与家人们握手、拥抱后依次离场。

告别仪式最后,由家人们向杨伯达先生遗体告别,尽显难过、悲痛、不舍。

师从杨伯达先生多年的学生徐琳,站在遗体旁久久不愿离去。“谢谢,谢谢……”她一边鞠躬一边哭着说道。

这一场告别仪式流程简洁,仪式开始至结束不到30分钟。走出灵堂后,杨伯达先生的遗孀再次失声痛哭起来。

知遇之恩

今年51岁的徐琳,是故宫博物院器物部的研究馆员,担任故宫研究院玉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文物学会玉器专业委员会会长。她的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玉器、玉文化,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生导师。

杨伯达先生与学生合影(受访者供图)

徐琳告诉极目新闻记者,她之所以能在玉器及玉文化研究方面有所成就,离不开杨伯达先生的赞赏与指导。“杨老对我,真的是有知遇之恩。”她哽咽地说。

徐琳称,1998年,她拿着自己的第一篇论文,来北京参加第二次全国玉器学术研讨会。当时她是与会代表中最年轻的学者,出乎她意料的是,自己的研究成果得到杨伯达先生与其他与会代表的一致肯定。

“杨老在总结会上特意表扬了我,我自己都还没有意识到这篇论文的重要性,他意识到了。”徐琳称,杨伯达先生在会上的一番话,对二十多岁的她来说是莫大的鼓励,从这之后,她便全身心投入到玉器研究领域之中。在徐琳看来,这也成为了她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我跟杨老之间,无论是在什么场合,谈论的永远都是学术。”徐琳说,她最初的研究对象是元代玉器,并发表过多篇论文。杨伯达先生知道后,便立马建议她寻找新的玉器研究点位,这也让她打开了研究思维。

徐琳说,在她遇到岔路而不知如何选择时,杨伯达先生都会及时指导她。“他就是我玉器研究道路的导师,我的指路明灯。”

专注研究

杨伯达先生学识渊博,将工艺美术史与艺术学史、历史学、考古学等学科理论相结合,撰写专著50多部、论文480余篇。他主编的《中国金银器、玻璃器、珐琅器全集》《中国玉器全集》《中国玉学玉文化论丛》等学术著作成为相关学科领域内集大成之作。

杨伯达先生的一位朋友告诉极目新闻记者,杨先生退休后,依然爱好研究玉文化,“2016年他都还在出版著作。”在这位朋友眼中,杨伯达先生对于学术极其严谨,不过在学术研究中并不固执,若有人对他即将出版的著作提出建议,他都会虚心接受。

徐琳也称,杨伯达先生对于学术研究的那份执着和热情让她佩服。“两年前,他有时候还会研究到凌晨1点多。”徐琳说,2020年11月,她曾主持召开了一场玉学玉文化研讨会,杨伯达先生因年事已高未能参加,但研讨会正式发布了杨伯达先生出版的一本著作。“这是他生前正式出版的最后一本书,80多万字,还有一本到目前还未出版。”

杨伯达先生自身专注研究,在平日里也很关心学生们的研究。“他见到学生们,讲的永远都是玉文化,探讨玉文化研究的未来方向。”徐琳说。

玉学泰斗

2010年,CCTV-10《大家》栏目采访杨伯达先生时评价:“故宫历经24位帝王,珍藏了3万件古玉,是他的努力,才让那些无名古玉重现风采。他读玉、懂玉,半个世纪的追求,造就了他中国古玉鉴定第一人的卓然地位。”

在业界,杨伯达先生被称之为玉学泰斗。徐琳认为,杨伯达先生无愧于这一称号。

徐琳称,玉器已有9000年历史,可是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考古报告中,玉器被归于石器之中,玉器研究不被重视。20世纪90年代,随着考古发展,越来越多的玉器逐渐出土,这引起了杨伯达先生对玉器的重视,此后他便开始组织多次大型学术研讨会,召集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对玉器进行研究,引起了考古学家对于玉器的重视。

“他觉得玉器不只是一个美丽的石头,玉器是有文化属性的。”徐琳说,1999年杨伯达先生首次提出“玉学”,从玉石到玉器,再到玉文化,最后到玉学,他将玉器研究从鉴定辨伪的“物”学,拓展到玉文化、玉学的“道”上。

“到现在,大家对玉器的关心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以前,大家也逐步意识到中华文化的起源与玉器之间的关系,中国玉文化也是中国独有的优秀文化遗产。”徐琳说。

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赵美教授也曾师从杨伯达先生,他称杨伯达先生在玉学方面的研究和贡献,被业界认可并高度赞赏。

2013年,杨伯达先生在一部纪录片的开头这样说:“我对玉不是有兴趣,是有责任。”他认为,对玉器的功能、属性及占有者等,还没有人讲清楚,他需要在玉器研究方面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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