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柏林寺（城中柏林寺）
若不是去听“故宫教育”的讲座，我尚不知道北京还有个柏林寺。从雍和宫墙外一路问人，不论是多大年岁的大爷大妈，也总是语焉不详，只能指个大概方向。便顺着大概的方向，过马路、钻胡同，沿途再问下一个语焉不详的老者。如是一路走、一路问，方才见到一些光亮。一个送外卖的小伙儿在这片儿兜圈子，第二次见到我们时，我们已离那片闹中取静的目的地不远了。待掀开门帘，已见一屋子人欠身而坐着，一个比一个高地擎着手机，忙不迭冲前面的讲义投影拍照存档。
出门去洗手间的工夫，便被这院子打动了。因来得迟，早先未及仔细瞧上一瞧。这会儿才觉出它的好来。鸟儿叫着，随处飞，随处落。几个随父母来的小孩子听不进坐不住的，也一个个跑将出来，和组织讲座的大哥哥玩在一处，说童稚语。几时闷热的风，打这里经过，也仿佛清凉了似的。不由一乐，心下想，若不是空调房里尚讲着“故宫藏古书临摹与修复”，真不愿再进去的。
所以直至讲座结束，待人都纷纷攘攘地散了去，我的精神才可以说刚刚开启。瞧，这是七叶槐。我看着面前的古树，挤挤挨挨生着奇特的叶子，连天空也被遮蔽得小了。它是清乾隆年间重修柏林寺时种下的，如今便有200来岁了。200多年间，就这样在兀立在藏经阁（又称维摩阁）前，便是这挤挤挨挨的叶子，也未知生了多少，落了多少，却是每一片都担着它的盛名。毕竟不是每一株槐树，都有七叶一簇的怪模样，遑论它已是北京古七叶槐之最了。说起来，七叶槐原本是叫“畸叶槐”的，是国槐的一个变种。植物学家轻松写下的字眼，客观，理性，不带一丝感情色彩；可读在我这里，脑海中就不自觉联想起白鸦、金鱼、斯芬克斯猫的面目来。一阵激灵过后，不禁感叹，植物不同于动物的好处之一，也便在此了。而人们之所以仍普遍叫它“七叶槐”，甚至美其名曰“蝴蝶槐”，想来也和改“臭水河胡同”为“受水河胡同”是一样的心理吧。
其实，对七叶槐这般关注，未免有点儿喧宾夺主。柏林寺之所以叫柏林寺，自然还是因了这里的古柏众多。清康熙帝曾题额“万古柏林”，悬于大雄宝殿内。可知从那时起，这林子就有年头了。的确，始建于元至正七年（1347年）的柏林寺，在清朝就算得古迹。并且因为毗邻雍正临朝前、乾隆出生时所居的雍和宫，而成为雍正为康熙祝寿，乾隆怀念父祖，而不断修缮的佛教寺庙。而在柏林寺的古柏中，有两株被紫藤缠挂着生长的，形貌之奇绝并不在七叶槐之下。齐白石有一幅《紫藤柏树》，藤花绕老树而上，又轻盈垂下。便是他说的，“藤不垂绝无姿态，垂虽略同，变化无穷也。”这时节，自是没了藤花的，而紫藤的虬曲苍劲、古柏的深稳老拙，乃至彼此嵌入肌理、渗入骨髓的岁月纠缠，偏偏是在这粗刺的枝干间见得。
时移世易，原藏于柏林寺藏经阁的大刻藏经，在1982年已做了智化寺的镇寺之宝；十年后，这里又成了新中国的礼品库，外交中受赠的各国礼品便曾在这等清寂僻静处存放着，说起来，就连附近居民也可能要瞪大眼睛的。就从这眼神中窥测，胡同里的大爷大妈许已纳闷儿多时：怎么近来周末，总有些陌生面孔出入，一再探问“柏林寺怎么走”呢？怎么走？我想，人们大概无一例外是从雍和宫摸过来，直到走得熟门熟路，再遇着胡同里茫茫然一路打听的身影，就好像时光倒流，遇着了当时的自己。
对比纷纷拥拥的雍和宫，柏林寺的锋芒往往要被弯弯绕绕的胡同消减大半；就好像隐在灯红酒绿的喧嚣后海，鸦儿胡同里的广化寺反而听得鸟叫虫鸣。一时难以想象，如今地图上标注为“雍和宫大街戏楼胡同1号”的柏林寺，原也是恁大一片地界。若不是明朝修北京城北墙时，将柏林寺一分为二，让城外的部分渐渐衰败了，今日景象许不是如此这般。
便想起讲座中，故宫的老师提起如今传世的《捣练图》并非唐代张萱真迹，乃是宋徽宗摹本，但摹本之价值有时竟也堪比真迹。毕竟，如不是有人一再地临摹“作伪”，使其形象流传，当原本无迹可寻之日，人们又该如何从前人的文字描述中极尽想象呢？如是说来，书画是幸运的，当它们遗落了，尚有可代替；而一砖一瓦建在这土地上的，没了，又往何处去重建呢？
（原载《贵州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