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富察宝仁 吉林家谱
◇满族文风渐盛
满族是一个古朴骁勇又善于学习、努力进取的东北少数民族。满族的正规文化教育，起始于后金时期，后逐渐发展并建立了有别于京师（北京地区）旗学的东北盛京“旗学”和吉、黑两地的“满学”。东北地区满、蒙、汉八旗的官旗学、满学及官义学、蒙学、宗学、觉罗学、翻译学等，为关东满族文化的发展繁荣提供了先决条件和物质基础。
清前期，偏远的东北地区是清政府发配流人之地。这些流人多达十几万，其中有大批中原文人儒士，他们的到来不但携带来大批经典书籍，还被延请或开设私塾教授满汉八旗官兵子弟，从而，对东北地区满族文化及满汉文化的融合、繁荣兴盛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清代的八旗军制，是一种军政合一、兵民合一的国家社会体制。清太祖努尔哈赤在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最后定制下来的满洲八旗，是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四旗和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这种满洲八旗定制，既来源于满族先民女真人渔猎生产时的集体狩猎活动，又融合了中国古老的《易经》学说中的四象和五行生克之说。
努尔哈赤所率的建州女真出师打仗，最早时所执的军旗是无定制的。据文献所载，建州女真初具规模后，所执的旗帜是青、黄、赤、白、黑五种颜色。这五种旗帜的使用，来源于女真人传统的基本的狩猎生产组织。当时，女真人的狩猎生产比较原始，故经常以“哈喇”（姓氏）或“穆昆”（家族）聚众而出，由于人多故也有个传统的管理方法。《满洲实录》中载：
凡遇行师出猎，不论人之多寡，照依村寨而行。满洲人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枝，十人中一总领，属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此总领呼为牛录厄真。
此记载中，“牛录”是满语大箭，“厄真”又书写“额真”，是满语“主”或“主子”之意。即满洲人出猎时10人一组，每人出1支大箭，并在箭上刻上记号，以作为共同出猎和推举额真（主）及平分猎物的凭证物。
这个由“牛录额真”召集的牛录临时狩猎组织，行围打猎的方式也是有着久远传承的，史籍载其为“箕掌式”，即像簸箕形的布阵行围。《清文鉴》中载：
行围的中军为“围底”，执黄纛；围底的两翼为“围肩”，执红、白纛；两翼的前端为“围端”，执蓝纛。这种围猎布阵，是围底做好之后，两翼由围肩向围端依次展开，是“各照方向，不准错乱”。
在围阵全部布好之后，开始一同舞动旗帜，追逐猎捕围中的野兽，每阵收获颇丰。这样的布阵行围，执 4种旗，一是容易相互辨识、相互呼应围猎，二是围阵之中的野兽难以逃脱。所以，满族这种古老的围猎方式，一直传承至清朝末年乃至民国年间，猎人们称之“打围”。
这种行围布阵的方式，很早便被女真人应用到了战争之中。《三朝北盟会编》载：金女真“国中最乐无如打围，其行军布阵，大概出此”。金章宗承安四年（1195），有人献上《八阵图》兵法，章宗谓宰臣曰：
有人以“八阵图”来上者，其图果如何？朕尝观宋白所集“武经”，具载攻守之法，亦多难行……自古用兵之法，亦不出奇正二法耳。且学古兵法如学弈棋，未能自得于心，欲用旧阵势以接敌，疏矣！
金章宗完颜璟认为《八阵图》《武经》所载攻守之法，多为难以理解深透，而自古排兵布阵不外乎“奇正”二法。他说：
“学这些兵法就像学下棋一样，如果不能深入地领会其中奥妙，还不如得心应手地使用旧阵法。不然，新兵法未学好用好，旧阵法也疏荒了，怎能胜敌？”
金章宗所说的旧阵法，即是金女真人围猎时常用的“箕掌式”布阵。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常用此法，“用兵如神，战胜攻取，无敌当世，曾未十年遂定大业”。
努尔哈赤的祖先，元末明初时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儿，是元朝授的斡朵里万户府的万户，他南征北战多年，许多大战都是采用的这种“箕掌式”阵法。朝鲜的《李朝实录·世宗》中载：
猛哥帖木儿生时，如有兴兵之事，则必使凡察领左军，权豆领右军，自将中军，或分兵与凡察，枚一部之人，素不践恶。
这种围猎的排兵布阵方式，在后金（清）时被努尔哈赤、皇太极运用得也是轻车熟路，经常运用到对明、对蒙古的布阵战斗之中而屡屡获胜。
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也就是在努尔哈赤起兵之后 18 年，建州女真发生了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大事件，那就是努尔哈赤改编了牛录制，创建了满洲四旗。将原民间的10人为1牛录，推举1牛录额真，改制为300人为1牛录，每牛录设牛录额真1人。牛录额真由淑勒贝勒努尔哈赤任命。此时尚没有设固山（旗）和固山额真，但军队的旗帜已做了调整，将原来所执的青、黄、赤、白、黑五种颜色旗帜，统一为黄、白、红、蓝四色旗纛。史籍载，当时有 40个牛录，分别由努尔哈赤和其胞弟舒尔哈齐及长子禇英、次子代善，分别带领执黄、白、红、蓝四旗中的一支队伍。
《清会典则例》载：
太祖高皇帝辛丑年，满洲生齿日繁，诸国归服人众，设四旗以统之，以纯色为辨，曰黄旗、曰白旗、曰红旗、曰蓝旗。
万历四十三年（1615），努尔哈赤创建了八旗制，八旗制度的确立，是满族发展史、清代历史上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件。此时，努尔哈赤已全部兼并了建州女真、长白山三部，征服了扈伦四部的辉发、哈达、乌拉三部和东海野人女真十几部，建州已是幅员广阔数千里，人口众多数十万的建州汗国。其称号也由“淑勒贝勒”改称为“聪睿恭敬汗”。为了更有序地管理汗国军民，努尔哈赤在原有的四旗基础上又增加了四旗，共为八旗。《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记载：
上既削平诸国，每三百人设一牛录额真，五牛录设一甲喇额真，五甲喇设一固山额真，每固山额真左右设两梅勒额真。初设有四旗，旗以纯色为别，曰黄、曰红、曰蓝、曰白，至是添设四旗，参用其色镶之，共为八旗。
《旧满洲档》载：
八旗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和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共八种颜色旗。八旗中不镶边的为“四整旗”，又称之“四正旗”。四周围镶边的旗，为黄、白、蓝三色旗镶红边，而红旗则镶白边，称为“镶旗”，又有俗写为“厢旗”。
后来，由于后金国蒙古人的急剧增加，皇太极在天聪九年（1635），在原有的蒙古牛录和蒙古二旗的基础上设立了蒙古八旗，旗的颜色与满洲八旗相同。
崇德七年（1642），皇太极基于汉军兵马的迅速增加，在原有汉军“乌津超哈”和汉军二旗、四旗的基础上设立了汉军八旗，旗的颜色与满洲八旗相同。至此，有清一代已有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虽已有总计二十四旗，但人们习惯上统称之“八旗满洲”。
满洲四旗、八旗颜色的设置，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四象定位、五行生克的学说有着密切的关系。“四书五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这五经之首就是《易经》。
现存记录中国远古文明的《周易》古经（后天八卦），大致成书于公元前 12 世纪的殷周之际，距今已有 3000 余年的历史了。而比其更早的“先天八卦”，相传乃天皇伏羲氏所创，距今更是应有六七千年的历史了。《易经》是我国最古老的一部文化经典，“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已是中国文人学者们的普遍共识。圣人孔子研读《易经》“韦编三绝”，已成千古佳话。《易经》的内容涵盖天、地、人、古往今来，博大精深，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早已被世界各国学者视为远古文明的遗产，而广泛进行研究。
《易经》讲“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二仪（阴、阳）”。人们常见的道教的标识太极图（阴阳鱼图），就是阴阳二仪互生互变、此消彼长、生生不息运行的演示图。
“二仪生四象”，即东南西北、春夏秋冬等多种地理方位、天体物候的表现形式。
“四象表五行”，即天地宇宙、人类、万物皆为五行（金、木、水、火、土）所御。正如古人云：
天有五行化五气，以生寒暑燥湿风；地有五行御五位，以生东南西北中；人有五脏表五志，以生喜怒忧思恐。
“四象生八卦”，即由四象派生出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卦，分别代表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等八种自然现象，即八经卦。再将八经卦两两重叠，就可以得到六个位次的易卦，共有六十四卦，这六十四卦称为六十四别卦，每一卦都有特定的名称。每卦六爻（“爻”即组成《周易》卦的长短横道，即“—”为阳爻，“–”为阴爻），生成三百八十四个爻，从而演化出“天之道阴与阳，地之道刚与柔，人之道仁与义”等等，天地宇宙、古往今来、无穷无尽的奥秘变化。
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天文、地理、历史、人文等各方面都创造了珍贵的历史文明，许许多多的见解都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自古以来，中国的帝王在建都、造殿、治国、理民、行军布阵等军国大事，都要遵循天人合一、阴阳消长、四象定位、五行生克的传统中华文化来行事。有清一代受中原汉传统文化的影响，清太祖努尔哈赤及其以后的清帝，在八旗满洲旗帜的颜色、驻防的安排及行军布阵等诸方面，都是严格遵循中国传统文化在进行的。
在《易经》的四象、五行学说中，四象为东方属木，颜色为青，木能生火克土；南方属火，颜色为赤，火能生土克金；西方属金，颜色为白，金能生水克木；北方属水，颜色为黑，水能生木克火。五行学说则是在四象之中又多一“中央土”，土颜色为黄，土能生金克水，故而形成了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之“五行相生之象”，也形成了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之“五行相克之象”。
努尔哈赤幼时丧母，早年历经磨难，除狩猎采集之外还经常往返于明朝在抚顺所设的马市贸易，用山珍、兽皮换取日常用品，甚至还在辽东总兵李成梁标下效过力。在此期间，远见卓识的努尔哈赤学习了汉文化。努尔哈赤对《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中国经典名著最感兴趣，对其中的许多中国传统文化和战略战策都熟记于心，并在许多大战中应用得是得心应手。努尔哈赤最初整顿牛录、编制四旗时，便十分用心地融进了中国传统的四象、五行学说。
努尔哈赤的建州女真兵出师打仗，最早使用的是青、黄、赤、白、黑五种颜色旗帜。虽然此五种颜色的旗帜，来自于女真先民传统打围狩猎所执的黄、白、红、蓝（二旗）五旗，但此时已被赋予了水（黑色）、木（青色）、金（白色）、火（红色）、土（黄色）的中国传统五行生克的涵义。
万历二十九年，努尔哈赤大规模改编牛录、创制满洲四旗时，将原五旗改编为黄、白、红、蓝四种旗帜。此时出现蓝旗，是因黑色、青色旗帜夜间行军作战难以辨认，故改成了蓝色旗。万历四十三年，努尔哈赤为了容纳安排更多的兵员，除四整旗之外，又增加了四镶旗，即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八旗通志》中十分明确地说明，八旗所显示和所在的方位与四象定位、五行相克的关系，书中道：
两黄旗位正北，取土胜水。两白旗位正东，取金胜木。两红旗位正西，取火胜金。两蓝旗位正南，取水胜火。水色本黑，而旗以指麾六师，或夜行则黑色难辨，故以蓝代之。
由于满洲八旗是严格按照四象定位、五行生克之说而设，故八旗贝勒在站殿议政和八旗兵在列队集会时，也是按此次序分两翼排列：西侧为正黄、正红、镶红、镶蓝四旗，东侧为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四旗。在众八旗固山贝勒殿奏或叩拜时，总的排位则是正黄、镶黄、正红、正白、镶红、镶白、镶蓝、正蓝的排序。猛然一看似乎无序，实际上是由正黄旗为始，按一西侧旗、一东侧旗的顺序，由北向南排序，充分显示着满洲八旗的八旗平等、八旗和硕贝勒共商军国大事的八旗议政制度。后金时期的这种既有中国传统四象五行色彩，又有女真人古老的平等“八分”传承的总排序，《满文老档》中有一大年初一过年时，众八旗贝勒、总兵按序叩拜金汗皇太极的实例记载：
天聪六年（1632）壬申正月初一日……次正黄旗总兵官扬古利额驸率本旗诸大臣叩拜，次镶黄旗总兵官达尔汉额驸率本旗诸臣叩拜，次正红旗总兵官和硕图额驸率本旗诸臣行叩拜礼，次正白旗总兵官喀克都礼率本旗诸臣行叩拜礼，次镶红旗总兵官叶臣率本旗诸臣叩拜，次镶白旗副将伊尔登率本旗诸臣行叩拜礼，次镶蓝旗费扬古阿哥率本旗诸臣叩拜，次正蓝旗固山额真觉罗色勒率本旗诸臣叩拜。
后金（清）时，八旗满洲军队出击的战略战术很有特点，但使用最熟练的还是后有中军、兵分两翼的合围攻击。这种战术是从女真人传统的狩猎合围的“箕掌式”战法演化而来，只是这时的军事行动中又增加了中原汉文化的四象、五行生克的色彩。
八旗兵在排兵布阵时，充分显示着正黄、镶黄属五行之土，正白、镶白属五行之金，正红、镶红属五行之火，正蓝、镶蓝属五行之水的古老《易经》的五色五行形式。满洲八旗是一种国家、军队的社会体制，八旗军队行军打仗时所执的旗帜，已不仅仅是一种队伍的标识了，它显示的是一种北方女真人古老的狩猎方法和汉文化的四象、五行学说相融合而产生的一种全新的军旅文化。满洲八旗在其行军、驻防、攻战之中，全面体现着四象、五行生克的《易经》古老文化的内容。
《易经》五行之中，土色黄、圆形、克水；木色青、直形、克土；金色白、方形、克木；火色赤、锐形、克金；水色黑、曲形、克火。故此，中国许多古代兵书战策之中都有很类似的五行克敌之说：
敌方布锐形阵（属火），应以水旺之时（亥、子时）、执黑旗、排曲阵以攻击；敌方布方形阵（属金），应以火旺之时（巳、午时）、执赤旗、排锐形阵以攻击；攻击北方（属水）之敌时，应以土旺之时（辰戌、丑未时）、执黄旗、排圆形阵以攻击；攻击东方（属木）之敌时，应以金旺之时（申、酉时）、执白旗、排方形阵以攻击。
清太宗皇太极时期，运用四象、五行生克的《易经》军事理论，曾发动了两次对明朝规模较大的战役，清档中记载得十分详细。《清太宗实录》中记载，后金天聪三年（1629）十一月，皇太极对河北遵化发动了一次千里奔袭之战，其行军序列严格按照八旗排序进行，是：
上（皇太极）命贝勒济尔哈朗、岳托率右翼四旗兵（即正黄、正红、镶红、镶蓝）及右翼蒙古诸贝勒，于二十六日夜半进攻大安口至遵化城合军……命贝勒阿巴泰、阿济格率左翼四旗（即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四旗），及左翼蒙古诸贝勒兵从龙井进攻。于是，上（皇太极）与大贝勒代善、莾古尔泰及众贝勒率大军（中军）继发。初三日，攻遵化城……（上命）正黄旗纳穆泰率本旗攻北面之西，镶黄旗额驸达尔哈率本旗攻北面之东（呈土克水之势）；正红旗额附和硕图率本旗攻西面之北，镶红旗雍舜率本旗攻西面之南（呈火克金之势）；镶蓝旗额驸顾三台率本旗攻南面之西，正蓝旗固山额真色勒攻南面之东（呈现水克火之势）；镶白旗图尔格率本旗攻东面之南，正白旗喀克笃礼率本旗攻东面之北（呈金克木之势）。（上）各指其地示之，授以方略。
后金八旗军此次围攻遵化城大胜而归，金汗皇太极十分高兴，颁旨赏赐：克遵化以来，所获马骡均赏兵丁人各一匹……
天聪五年（1631），烽火连绵的东北大地上，发生了一起后金八旗兵围困大明关外重镇大凌河城（今辽宁省凌海），不战而驱人之兵的战例。这年七月初，明总兵祖大寿抢修大凌河城，准备抵抗后金的进攻。皇太极为了抢得战机，决定围困大凌河城，待勇猛善战的祖大寿粮尽援绝之时，不费一兵一卒迫其投降。八月，皇太极发重兵围困大凌河城。其八旗军兵的配置安排，也是严格按照五行生克之说进行的，《清太宗实录》载：
上（皇太极）命正黄旗固山额真楞额礼率本旗兵围北面之西，镶黄旗固山额真额驸达尔哈率本旗兵围北面之东，贝勒阿巴泰率护军在后策应（呈土克水之势）。正蓝旗固山额真觉罗色勒率本旗兵围正面（南面），莽古尔泰、德格勒两贝勒率护军在后策应；镶蓝旗固山额真宗室篇古率三旗兵围南面之西，贝勒济尔哈朗率护军在后策应，蒙古固山额真吴纳格率本旗兵围南面之东（呈水克火之势）。
正白旗固山额真喀克笃礼率本旗兵围东面之北，额尔克楚虎尔贝勒多铎率护军在后策应，镶白旗固山额真伊尔登率本旗兵围东面之南，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衮率护军在后策应（呈金克木之势）。正红旗固山额真额驸和硕图率本旗兵围西面之北，大贝勒代善率护军在后策应；蒙古固山额真鄂本兑率本旗兵围西面之北，镶红旗固山额真叶臣率本旗兵围西面之南，贝勒岳托率护军在后策应（呈火克金之势）。蒙古诸部落各率所部兵围其隙处，总兵官额附佟养性率旧汉兵，载
红衣炮当锦州大道而营，诸守将各固守汛地，勿纵一人出城。后金的八旗满蒙兵马围困至十月，大凌河“城内粮绝薪尽，兵民相食，大寿等力竭计穷”只好投降。皇太极不伤一兵一卒取得了明朝重镇大凌河城，俘获3万余人口，其中明军1万5千余众。
努尔哈赤攻取沈阳之后，于天命十年（1625）迁都沈阳。天聪五年（1631），继承汗位的皇太极大规模增拓扩建沈阳城。三年后新城筑就，皇太极将沈阳城改称为“谋克敦”，乃满语“兴盛”之意。汉文则书作“天眷盛京”。那盛京城甚是雄浑大气，巍峨壮观，也彰显着《易经》八卦、四象五行的神奇堪舆风水之说。《陪都纪略》载曰：
陪都城（盛京）按周易八卦之式而建。清之大庙，适居省城之中，谓之太极。大庙之前为十面，其后有罗儿大天，是二者，为太极中阴阳二鱼眼
也。太极生两仪（钟鼓二楼），两仪生四象（四塔），四象生八卦（八门），八八生六十四卦（楼橹），六十四卦生七十二地煞（泡子），此为故老所乐道，并言其风水之胜者也。
清代，八旗满洲进入北京城后的驻防安排，也是按照五行生克之说进行的。《满族社会历史调查》载：
东方属木，金克木，金为白色，故正白、镶白二旗驻在东城（取金克木之意）。西方属金，火克金，火为红色，故正红、镶红二旗驻在西城（取火克金之意）。其他各旗也都在这个原则下分配了驻地。正黄、镶黄二旗驻北城（取土克水之意），正蓝、镶蓝二旗驻城南（取水克火之意）。
清廷在北京城将满洲八旗兵如此驻防，为的是按五行生克排布，以求四方和谐、四海升平、国运昌盛。满族虽然是个北方的渔猎民族，但后来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易经》学说是全面接受，并领悟颇深。皇太极改金（后金）为清时，据载就因“明”在南、五行之中属火，“清”在北、五行之中属水，水可克火，故取“大清”为国号，并将盛京的皇宫正门命为大清门。从而改变了早年火（明）克金（后金）的不利之势。
从当年明清实际的战略态势来看确实巧合，从此时起，清对明的战争，从战略防御转向了战略进攻，从而开始了皇太极挥师满、蒙、汉二十四旗铁骑五进长城，攻掠中原内地；四战蒙古林丹汗，取得传国玉玺；两征朝鲜，使其归顺；三次出兵兼并征服东海野人女真和黑龙江野人女真，扩展了领地、人口，从而为入主中原、定鼎北京夯实了基础。
大清的满洲八旗进入北京以后，盛京城的“大清门”这块招牌，被顺治皇帝带到了北京城，挂在了明朝“大明门”的位置上，以示取而代之。说来也甚有意思。辛亥革命以后，民国政府也相中了大清门这个位置，认为这里确实是一个可表国号之处。民国政府为了省钱，决定将“大清门”匾额翻过来，刻上“中华门”三字。谁知当木匾翻过来之后，才发现背面竟是“大明门”三字之匾额，原来清王朝改朝换代灭明之后，已将大明门匾额翻转了过去，刻上了自己的国号“大清”。民国政府只好另刻一匾“中华门”悬挂上去。如今，建于北京正阳门之北，天安门之南的明代“大明门”、清代的“大清门”、民国年间的“中华门”已不复存在，建在此地的是毛主席纪念堂。
翻开辽金及清代的历史，许许多多的史实记载表明，满族先民女真人接受中国传统文化和《易经》的四象、五行生克学说，已有千余年的历史，也可谓是根深蒂固。
有人说按照四象、五行之说，满洲八旗旗帜的颜色设置并不完整。其正红、镶红属南方火，正白、镶白属西方金，正黄、镶黄属中央土，正蓝、镶蓝属北方水（《八旗通志》载：五行中水为黑色，因夜间难辨，故改为蓝色）。这里缺少位东、色青、五行之中的木。这是为什么呢？曾引起许多专家学者的猜测和思考。
努尔哈赤是个天才的领导者和军事家，他通晓满汉蒙三种语言，并指导额尔德尼巴克什创制了满文。他通过多次入贡之机，进入大明内地京城体察民风政务，又从《三国演义》《水浒传》或马市上听人说书讲古，深刻地了解了中原传统文化和四象、五行生克之《易经》之说。故此，努尔哈赤绝不是遗漏或疏忽了四象、五行之中的“木”。
古老的《山海经》等古籍记载，满族的先民肃慎人生活在中国东北广大地域，至少已有六七千年的历史，而且自远古的虞帝舜时起，一直生活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含库页岛）以西广大东部地域。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满洲，这一脉相承的满族传统文化，代表着长白山地区和松花江、黑龙江流域及日本海、鄂霍次克海一带古老的满—通古斯语族的渔猎文明。
满族先民自古便信仰崇拜“海东青”这东海雄鹰。有专家考证，满族曾有“珠申”“朱理贞”等诸多族称，乃系女真语“诸勒申”——从东方大海上飞来的海东青，即东方之鹰，故满族可谓是鹰的民族。满族崇尚东方，早年的房舍都朝东而建，门朝东而开。满族各穆昆（氏族）祭神的堂子，都建在村屯的东南角——太阳初升之地。清陪都盛京城中皇家堂子祭的八方亭，就建在内城的东南角。应该说满族出于对东方的尊崇，认为自己即在东方（五行中“木”）之地，不能许“金”（西方，蒙古族）克木，不能允许“火”（南方，大明朝）损伤木。
所以，这应是通晓四象、五行生克的努尔哈赤不设青旗（主东方木）的一个理由。
另一个理由，似乎与黄色的“土”有关。在四象定位中，土为“中央”、黄色。
儒家思想文化的核心是中庸思想。中国历代帝王的思想是高居中央，四海升平、八方一统，天下来归。努尔哈赤深晓汉传统文化，对大明皇帝的黄袍加身、黄罗伞盖、居中高座、君临天下四海的威严应该是领会颇深。黄色，是拥有皇天后土的中国皇帝独自享用的颜色，代表着神圣不可侵犯的皇权。所以，满洲八旗的正黄、镶黄两旗，一直由太祖、太宗或之后的大清皇帝所辖，很少被别的八旗和硕贝勒掌管。
在中国封建社会黄色已是皇权的象征，但在阴阳五行的《易经》循环生克学说之中，土（黄色）又可被木（青色）所克，这在皇帝独尊至高无上的封建社会，可谓是一种犯上作乱、大逆不道。故此，努尔哈赤出于皇权不可侵犯的思考，而未设青色（主木克土）之旗。
有清以来，尤其是民国年以后，随着清史研究的深入，有关清太祖努尔哈赤为何创建八旗时用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八种颜色旗，众人多有议论。有人说，清代的《满文老档》《八旗通志》《清太祖实录》《清太宗实录》等大量清代史籍文献中所载，满洲八旗的八种颜色乃按《易经》五行生克学说所设，是一种牵强附会。本人则认为此说未免过于随意。
满族是个历史悠久的中国东北地区的原始民族，从肃慎人始至今已有六七千年的历史。到了金代乃至明季，女真人的狩猎生产活动的经验十分成熟，出现了执旗合围的“箕掌式”狩猎阵法。后努尔哈赤将此时不甚有规的旗帜标识，规范为建州女真的青、黄、赤、白、黑五色旗（已是十分明确的五行生克内容的五色旗帜）。清太祖努尔哈赤于1601年正规整顿牛录，设置了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四整旗；1615年因兵员人口增加又增设了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镶旗。其两黄旗显示土德、两白旗显示金德、两红旗显示火德、两蓝旗显示水德。其缺少显示木德的青色旗，原因上文已述。
清代，满洲八旗制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强烈的民族特色，其中，中国传统《易经》文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应该说，清代满洲八旗（旗色）的产生，是女真人长期狩猎生产活动的积累，和汲取吸收中国传统《易经》、四象定位、五行生克文化学说后，太祖努尔哈赤出于国家军政一体、兵民一体和皇权思想的考虑而产生的。所以满洲八旗旗色的设置，展现着满族传统文化与中国《易经》文化融合的双重印迹。虽然清代有“上三旗”（正黄、镶黄、正白），“下五旗”（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之说，但它已不是一个单纯执什么颜色旗帜的问题，而是一个庞大复杂的涉及国家体制、军队编制、民族团结、满、汉文化融合等诸多方面的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大课题。
中华民族呈现的是多元一体，多元才会强大，一体才会生生不息，故此强大的中华民族走过了五六千年的历史进程。八旗满洲（含满洲、蒙古、汉军二十四旗）的创建实施，使得中国东北苦寒之地的一个以渔猎为生的少数民族——满族，竟得以入主中原定鼎北京长达近 300年之久，这才是需要人们认真研究和探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