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永乐三年（1405年），在郑和的率领下，一支船队浩浩荡荡驶向海洋，开启了一段远洋航行的传奇。它的规模之浩大，航程之远，足以载入世界的航海史册。因船队航行到达了婆罗洲以西的洋面（即明代所谓的“西洋”），所以又称为郑和下西洋。
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为了消灭盘踞云南的元朝势力，派手下傅友德、蓝玉率领30万大军，发起了平定云南之战。明军攻势很猛，只用了6个月就彻底平定。朱元璋很开心，但对于11岁的马和而言，却是命运的转折点，因为这次战俘中的男孩统统要被阉割。马和在家里排行第三，小名就叫马三保，可他现在却自身难保。
建功立业的马和
度过了五年的艰苦生活后，14岁的马和被送到了北平的燕王府，他遇到了成就他一生的那个人——燕王朱棣。王爷一眼就看中了眼前这个沉默寡言却目光坚毅的少年，执意让马和做自己的贴身侍卫。和从小入宫的阉人不同，长大成人后的马和果然仪表不凡，“身长九尺，腰大十围……，行如虎步，声音洪亮”。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闰五月，明太祖朱元璋去世，将帝位传给皇太孙朱允炆（建文帝）。新帝登基对日益坐大的皇叔们忧心忡忡，在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卿黄子澄的谋划下，公开削藩。为了自保，朱棣发动了历史上著名的靖难之役。1399年10月，建文帝的征北大将军李景隆乘朱棣出征大宁，领兵十万围攻北平。形势危急之下，北平城中的妇女老幼、燕王府中的内侍都被动员守城作战。李景隆没能攻下北平，朱棣回师，北平城中的军队也“鼓噪而出”，两面夹击李景隆军队，斩首数万级、降者数万人。
因马和在守城和击破李景隆大营作战中，有过“出入战阵，多建奇功”的突出表现，朱棣登基之后，论功行赏，赐他“郑”姓，升职为仅次于司礼监太监的内官监太监，“（郑）和有智略，知兵习战，帝甚倚信之。”
尽管朱棣顺利夺权，但皇位合法性难以服众。哪怕是将自己的篡夺行为解释成，周公在兄长周武王死后辅佐侄儿成王，但显然底气不足。历代帝王往往通过发现“祥瑞”，编造图谶，证明自己“天命所归”。但这都在起事或在篡位前，朱棣是先上车后补票，打算花国库再造个万国来朝的盛况，向天下臣民证明自己才是膺天运，继大统的真命天子。这才有了之后，郑和率领史无前例的庞大船队、两万多名士兵，“多赍金币”，“以次遍历诸番国”的壮举。
为什么要下西洋？
明朝时，造船技术日臻精湛，达到了一个巅峰。史料记载，郑和船队中的宝船“大者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中者长三十七丈，阔一十五丈。”有人换算成现代计量单位后得出，宝船中的“大者”长度达到140多米，“中者”也有近120米。这样一只大船能容纳上千人。动力从何而来？主要借助的是季风。一般选择在冬天出航，以借东北季风之力；在夏天返航，以借西南季风之力。方向如何辨别？最基础的是看日月星辰；进阶一些，要用上指南针、罗盘这类仪器。
朱元璋的宏伟理想，以农立国，不仅颁布海禁，实际上也实行“陆禁”。根据大明律，任何人要离开自己的户口所在地，都必须先向政府申请通行证（“路引”）。路引上标明外出者的年龄籍贯，外出理由和目的地以及出门和归来时间。而离乡不回的“逸夫”，其刑罚就是死刑。全国民众都被捆绑在户口和土地的枷锁下。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朱元璋进一步收紧了海禁，“严禁私下诸番互市者”。政府同时鼓励检举揭发，举报者可获得“犯人家资之半”。
汉初针对匈奴外敌，有所谓的“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朱棣刚刚夺得政权时，就发布了一个诏令：对“蕃国之人”，比较客气，要求“各还本土，欲来朝者，当加赐资遣还”；针对侨居海外的中国“流民”，则十分严厉：“中国之人逃匿在彼者，咸赦前过，稗复本业，永为良民，若仍恃险远，执迷不悛，则命将发兵，悉行剿戮，悔将无及。”严厉的追杀令，只唤回了800多海外流民，更多的人依然选择飘零海外。
一刀切的政令，牺牲的是沿海百姓的福祉。福建，“田不供食，以海为生，以津舶为家者，十而九也。” 人家祖祖辈辈靠海吃海，海禁没有断绝海上贸易，只是将赶到私底下。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都是当时的抢手货，人为减少对国际市场的供给，客观助长“走私”成为一个暴利的行业。商人们拿起武器，进化成武装商团，半公开反抗政府。明朝200多年，海患不断、海盗（包括实际上以华人为主的所谓“倭寇”）不止，完全是统治阶级在一意孤行。在郑和下西洋前，单从技术能力的角度来看，中国完全具备了建立“日不落帝国”的基础，只是国家没兴趣。
郑和下西洋也不是为了做生意，更多的是“金元外交”，扮演着散财童子的角色。东南亚最需要的中国产品，比如茶叶、丝绸、瓷器，郑和无偿或低价地送，当然主要是送给当地的贵族和皇室，大搞外交公关；而中国所需要的东南亚产品，比如香料，郑和就以远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收购，运行了数百年的中外商贸体系，被扰乱乃至崩溃。比如苏门达腊与柯枝（今印度科钦）等地胡椒每百斤价格约1两白银，明政府以每百斤胡椒20两的采购价收购。
下西洋的二三事
1405 年7 月11 日，朱棣命正使郑和、副使王景弘率，及二万八千余人出使西洋。从苏州刘家河泛海到福建，再由福建五虎门扬帆，先到占城(今越南中南部地区)，后向爪哇方向南航。
到达了爪哇，此地是马六甲海峡的“咽喉要道”。当时爪哇岛上东、西二王刚刚结束了激烈的内战。西爪哇吞灭了东爪哇，见郑和军队上岸，西爪哇以为是明朝派来的援兵，主动攻击，上岸的明军170多人被杀。经过冷静的分析，郑和判断是“误会”，当即派出使者前往西王驻地交涉。后西王派使者，随郑和一起进京谢罪，被明成祖朱棣训斥一顿，罚金6万两（这笔钱一直欠账，直到郑和二下西洋时仍未缴纳。郑和再到爪哇时，西爪哇国王哆哆嗦嗦掏给郑和1万两）。
不久，舰队到了三佛齐旧港（今印度尼西亚的巨港），郑和又面临着一场新的考验。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里盘踞着海盗头子陈祖义，但郑和身有要职，他按照“怀柔远人”的原则，先派人去招抚陈祖义。
陈祖义是何许人也？广东潮州人，洪武年间犯了罪，举家出逃，入海为盗。后来投奔旧港渤淋邦国，做了一名将军。渤淋邦国王死后，陈祖义自立为王，继续从事海盗行当，盘踞马六甲海峡，抢劫过往的商船。
陈祖义曾经也向大明纳贡称臣，不过他的方式“别出心裁”。贡船出发的时候是空船，一路劫掠抢到什么，什么就是“贡品”；回程的时候再一路抢掠回来，也不耽误“业务”。明朝政府对他恨之入骨，却又无可奈何。
陈祖义很早就派人摸清楚了郑和船上的状况，大量的瓷器、茶叶、丝绸自然让他垂涎三尺。陈祖义这人读书不行，但评书听了不少，他决意效仿三国里的赤壁之战，诈降后，玩把偷袭，再放把火。陈祖义纵横海上多年，压根儿就瞧不起这个太监。不料，旧港当地华侨向郑和密报了陈祖义的行踪，郑和在陈祖义“来降”之时，抢先包围了海盗船只，再发挥火器的优势打乱了海盗部署，最后发动接舷战，一举生擒了陈祖义。
有人说这是运气，其实那该叫实力。1409年，郑和领着无敌舰队第三次下西洋，一路穿越占城、满剌加、暹罗后到达了印度，访问了锡兰国。锡兰国就是今天的斯里兰卡，传说中佛祖释迦牟尼涅槃的地方，到处是佛教圣迹，也是郑和下西洋的必经之地。
这事郑和也有责任。郑和三下西洋，奉旨到供奉着佛祖佛牙和舍利子的佛寺布施，一次就献上黄金千两、白银5千两、绸缎50匹、金铸莲花6对，还有铜香炉、香油、宝幡、花瓶、灯烛等诸多物品，立下御制布施碑。锡兰国国王亚烈苦奈儿，就跟西游记里看到唐僧袈裟的老和尚一样，开始猪油蒙了心，问郑和索要财物。被拒后恼羞成怒，调兵五万，准备进攻停泊在港内的郑和船队。国王怕郑和逃跑，还命人伐木阻断郑和的军舰前行，怕是要连皮带毛把财宝全吞下去。
得到华侨小报告的郑和自然知道其中凶险，经过认真分析后，郑和得出结论：为了钱财，敌人动用了几乎所有的兵力。这样一来，他的后方老巢就是一座空城。于是郑和亲自领着二千官兵，趁夜突袭王城，破城而入，生擒亚烈苦奈儿并家属。
在公元1405年之后的28年里，郑和成功地开辟了新的航线，他发现了经过印度古里（今科泽科德）和溜山（今马尔代夫群岛），可以避开风暴区，直达阿拉伯半岛红海沿岸和东非国家。在前六次航程中，郑和的船队最远到达了非洲东岸，今索马里、莫桑比克、肯尼亚等国，这一系列航行比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早87年，比达·伽马早92年，比麦哲伦早114年。
下西洋的憾事
来而不往非礼也。东南亚的“朝贡者”们，免费搭乘郑和的伟大舰队，到中国大做起朝贡“生意”。比如，暹罗（泰国）的“碗石”，正统二年（1437年）的“赍赐价”是每斤250贯，暹罗人就使劲“上贡”赚“外汇”，七年后（1444年）居然输入8000斤，礼部无奈，只好降价为每斤50贯收购。之后，继续打对折，但暹罗人还是继续“上贡”，礼部最后只能明令禁止。一把在日本只值800~1000文的军刀，大明帝国的“赍赐价”高达5000文。精明的日本人发现了“漏洞”，立即扩大生意规模。前两次每次“上贡”3000把，第三次增至9968把，第四次30000多把，第五次7000多把，第六次竟高达37000多把。大明朝民间禁止持有武器，政府只好照单全收。
从海洋帝国、商业帝国，转型为内陆帝国、农业帝国后，大明帝国经济却每况愈下。郑和下西洋最红火的年代，政府为了抑制货币贬值，只好拿“上贡”而来的进口香料代替工资。明成祖死前三年（1422年~1424年），官员们的工资除了春夏两季能领到钞票外，秋冬都只能领取胡椒、苏木。胡椒、苏木成为另类“代价工资券”，每天“吃香的喝辣的”。
公元1430年，已经59岁的郑和从皇帝手中接过第七次下西洋的委任状，这也是他人生中最后的一次下西洋。船队从竹步西行，最远到达非洲南端，接近莫桑比克海峡。三年后，在返航的途中，郑和病逝。副使王景弘顶起大梁，率队安全返回大明。辅政大臣以明英宗的名义(当时英宗年纪尚小，不足以亲自执政)，果断命南京守备太监王景弘停罢采买营造，轰轰烈烈的下西洋就此彻底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公元1457年，通过“夺门之变”再次登基后的明英宗，在某天早上忽然想起了郑和，希望有生之年也能组织下一次西洋。消息传出，立即遭到大臣张昭的强烈反对。成化年间，又有太监鼓动明宪宗朱见深效仿永乐故事，再下西洋。车驾郎中刘大夏烧毁了郑和下西洋的所有文件，愤怒地说：“三保（郑和）下西洋，废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
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命人立下“天妃灵应碑”，碑文写道“及临外邦，其蛮王之梗化不恭者，生擒之，蛮寇之侵掠者，剿灭之，由是海道清宁”。实际上，即使在羸弱的宋代，也有十分“清宁”的中华海疆，明清两代“海盗”“倭寇”“外夷”纷纷踏浪而来，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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