殇，是一种悲伤，也是一种生命赞赏。
“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这是王羲之借《兰亭集序》发出的生死观。本来知道把死去和活着看成一样的说法是虚妄荒诞的，把长寿和短命看成相等的主张是没有根据的。
有人据此认为王羲之的人生观有些消极。其实王羲之的人生观并不消极，他的文章多是“消极其表，执著其里”，他的生死观也是悲叹而不悲观，是看透红尘而不看破红尘。正是因为王羲之对人生充满了执著，对岁月的流逝才会有如此悲叹，他在书法上执着追求和卓越成就正是他对抗人生虚无的最执著的努力。
“死生亦大矣”，王羲之认为人不管以怎样的方式活着，生命都在不知不觉中逝去，而寿命的短长只能听凭造化，最终归于结束。所以生就是生，活着能享受乐趣；死就是死，死后一切皆无，活着和死去是人生大事，二者不可等量齐观。
生死不由己，人人都在不断奔向死亡。死亡是一件不用着急也不用担心的事情，也是一件对谁都很公平谁也无法躲过的命运。那么我们如何度过有限的生命呢？有生之年应当做些实事，做些善事，做些好事，肉体不可以永久，精神却可以长存。古人所谓“三不朽”，我们无法做到立德，也无法做到立功，但是我们可以像王羲之那样用文章、用书法、用人格精神，和世世代代的后人交谈交流交心。
“齐彭殇为妄作”中的“彭”指彭祖，传说他曾活到800岁，后用以指代长寿；“殇”指未成年而死去的人，后用以指代短命。《仪礼.丧服》：“年十九至十六为长殇，十五至十二为中殇，十一至八岁为下殇。不满八岁以下，皆为无服之殇。”这样看来，庄子把八百岁和十几岁相提并论确实荒诞，难怪王羲之要反驳。
但是，我想，王羲之反对的也许不仅仅是生命长度的简单比较，王羲之更强调的是人该如何让生命更有意义。若如此，是不是生命最长久者最应该“不朽”？王羲之出生于公元303年，逝世于公元361年，享年59岁。与800岁相比，真真小巫见大巫。但彭祖除了长寿以外，人们记住他的更多的是养生之道。相反王羲之生命长短人们并不在意，人们敬仰的是他的旷达乐观的文章、出神入化的书法和率性而为的人格。
殇，未成年而死。“殇”，从“歹”从“昜”。“歹”字像剔去肉的残骨，有“歹”旁的字大都跟残害伤亡及危险有关，如“死、残、殂、殃、歼、殇、殉、殒、殍、殚、殁、殡、殓、殆、殄、殊、列、殖、殜、殣、殪”等。“特殊”的“殊”本来的意思是诛斩、杀头，有殊死搏斗一词；“殍”和“殣”，都是饿死；“暴殄天物”中的“殄”，是断绝、灭绝；“百战不殆”中的“殆”，是危险；“列”的本意是用刀子分割；“繁殖”的“殖”，最早的意思是说脂膏放久而腐坏；“殪”是指中箭而死。“歹”与死亡紧密相连。
“歹”是残骨的象形。大概残骨总给人不好的印象吧，人们借“歹”来表示坏、恶，如“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为天！”分得清好歹的除了时间，还有人心。那些有趣味的人格灵魂，那些有价值的生命个体，都会长存人世间，随历史长河流传千古。
殇，是生命的某种悲伤，有时也是生命的某种赞赏。那些为保卫国家战死捐躯牺牲者，是值得人们持久记忆的人。他们也许还很年轻，他们也许还没有来得及弄清楚生死的区别和意义。他们只是用自己的生命来诠释生死的价值和意义，他们死得其所，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只要国家存在，任何时候，都有这样的“国殇”者。我们敬畏生命，我们尊敬那些为国家、为民族牺牲自己生命的每一个个体。